二、
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1年7月23日，至1949年10月1日建立新中国，仅用了28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这段历史虽已逝去大半个世纪，但至今仍让人心潮激荡，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心神向往。然而，这又是一条怎样艰苦卓绝、艰难曲折、充满凶险和死亡的道路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和一个人物，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与这个阶级、这个政党和这个人物的疯狂围剿中浴血奋战，凤凰涅槃，成就了辉煌。
这个阶级，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达两千余年，到了近代，又和大资产阶级联合，继续压迫、剥削人民，那压迫的惨烈，剥削的疯狂，是现代人所难以想像的；这个阶级是工农大众的死敌，阶级仇、血泪恨，比海洋还深。这个政党，就是国民党。这个党虽然自称是革命党，标榜“三民主义”，但实质是谋求一党私利，所谓一党私利也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党在中国统治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一个人物，就是蒋介石。他是国民党的领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个独夫民贼，投靠帝国主义的洋奴，工农大众的死敌。
国民党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革命政党。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重组并激活了国民党；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又利用苏共、中共和工农大众，取得了北伐革命的胜利。然而，当革命革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国民党叛变了革命，或者说是露出了真面目，向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挥起了屠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上海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
1927年4月15日，李济深、古应芬等人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多人，缴械黄埔军校学生500多人，封闭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代会、海员工会、铁路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群团200多个。同时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进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健，指使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长沙1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何健对浏阳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对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可放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为此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将革命者的人头挂在树上示众。
1927年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群众。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大革命彻底失败。
各地的土豪劣绅、地主武装，也在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农会干部、赤卫队员和人民群众。
从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达33万7千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党员数量由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到几万人；970余万农民协会会员大多被解散。至1932年，被杀害人数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领袖和精英被杀害，周恩来曾万分痛心地说：“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掉我们的革命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以为他们的屠刀可以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然而，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国民党、反动派以为，他们的屠刀是钢铁的，共产党人的身躯是血肉的，但他们不知道，血肉之躯的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彻底消灭压迫和剥削，只要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就存在着反抗和斗争，压迫和剥削愈烈，反抗和斗争就愈强。面对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对这样一个看似已没有前途的党，确实有许多人彷徨、动摇、脱党、叛变，报纸上天天都有人刊登反共启事、脱党自白，有人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人上门抓获，罗亦农被何芝华为了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而出卖。然而沧海横流，大浪淘沙，熔炉烈焰，锤炼真金，更响亮的口号则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更多的人，在这样的时刻，甘冒杀头的危险，选择了共产党。
贺龙、叶剑英1927年７月入党，罗荣桓1927年5月入党，黄公略1927年入党，彭德怀1928年４月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瑞卿1928年底转为党员，徐特立1927年5月入党。他们原先都在国民党军队中有着很不错的地位，但他们都抛弃了个人前途，在国民党发动政变后，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选择了共产党，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爆动： 贺龙原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蒋介石曾许诺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叶剑英原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毫不后悔，说：“我要干到底，让我回湘西去，卷土重来。”叶剑英则又和叶挺、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彭德怀和黄公略原任国民革命军团长、营长，1928年7月22日，两人与滕代远一起发动了平江起义，后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徐向前于1927年3月入党，原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1927年7月底，随军移驻九江，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宣布：“共党分子3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徐向前当时并没有暴露，但也毅然离去，找到了党组织。
国民党缺乏理想信仰，不得人心，只知崇尚武装，依靠苏联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党军，依靠党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又依靠党军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以为，只要有武装，就会有政权，就有一切，因此最盛时军队达到800万。然而，他们却不明白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代表剥削阶级少数人利益的反革命武装，再强大也是纸老虎，是无法战胜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革命武装的。蒋介石最终完败于中国共产党，他逃亡台湾后，一生都在探究失败的原因，但即使能明白这个道理，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也无法使他做到代表人民的立场和利益。
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政策，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上，作出了“建立革命武装，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决定。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由此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已是在中共建立的６年之后。“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这个中外历史上促使王朝更替的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个经苏联十月革命证明的正确途径，这个被国民党崇尚并以此获得北伐胜利的道理，中共的精英们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究竟应该由谁来为大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呢？在“八。七”会议上，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遭到了清算，被定为“托陈取消派”，撤销职务；他的错误是，右倾投降主义，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反对武装斗争。这个五.四运动叱咤风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建人，在国民党反革命中两个儿子遭屠杀的革命家，自此对革命失去信心，1931年11月又因对“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看法被开除党籍。长期以来，陈独秀一直被认为是中共党内第一次路线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就是他葬送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是陈独秀为别人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由苏共掌控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很长一段时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党，而是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领袖由他们选择，政策、策略由他们决定，经费由他们提供。而共产国际名义上是为了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利益，但实质是为了苏联一党一国的利益。最初，苏联向中国吴佩孚的北方政府要求，继续保持中俄共管中东铁路和苏联在中国外蒙驻军的现状，以此作为条件，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支持北方政府。但遭到吴佩孚的断然拒绝。苏联又转到广州向孙中山的南方政府要求，苏联本来并未抱太大希望，以为这种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的要求，连一个封建军阀都不肯答应，又何况国民党这样的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呢？但未料孙中山竟一口同意，条件是除苏联给予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力援助外，还要在中国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特使越飞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第一条内容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越飞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孙中山后来还说：“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苏联从孙中山那里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便从“道义”、人员、武器、资金等方面向国民党大量提供援助，还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国民党，要求中共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帮助国民党工作，不要搞自己的武装，不要搞过激的行动，以免激怒国民党。
但陈独秀对苏联的这种政策并不赞同，甚至以拒绝接受他们的经费援助来努力抵制，1924年7月14日，他给苏联特使维辛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可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要服从苏联，在经济上也离不开苏联，离开苏联的经费援助，什么活动也不能开展。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逐步掌握了政权，国民党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渐渐暴露，苏共主要领导人托洛斯基多次批评斯大林犯了右倾错误，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这类“波拿巴式的人物”，还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仍然会一事无成。”但斯大林没有接受。斯大林也并非真正相信国民党和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强人，他谁也不相信，对谁都是利用关系，他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可是，蒋介石并没有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反帝”，就在斯大林讲这番话的６天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投向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怀抱，抛弃了苏联，而斯大林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相片寄给蒋介石，刚刚为庆祝“五.一”游行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石膏像。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在1927年5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但斯大林并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他以前犯的错误加到了托洛斯基和陈独秀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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