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个星期过去，我初步掌握了铲地的技术。

　　为防止中暑，母亲买了顶草帽，戴在我脑袋上遮住“鬼头”。铲地的进度也由她掌握，不时让我喝水，喘口气。能和母亲一起干活儿，我已经很知足很踏实很幸福了，每每一见那些打手，回忆起被关进特殊监狱的那些日日夜夜，我就犹如惊弓之鸟，心惊胆战，一刻不想离开母亲，愿意和大家在一起。要说我盼什么，就盼着下雨，一下大雨鬼队就不用出工了。当然，雨下得太大也不行，我们怕水大淹死菜苗，得冒雨出门排水。碰到一连几天骄阳似火更不好受，你铲一天地，脱下衣服拧一把都拧出水来。汗水洇透的衣服总湿漉漉的，上面泛着一片白色，穿在身上硬邦邦像披盔甲。若监管的红卫兵不在，母亲便分配我干些轻活儿，守在菜地里改水道。我顺着水渠看哪一垄浇透了，用铁锹堵死上一个缺口，挖开下一个通道，老长时间才能浇好一垄地。休息的时候，我跟母亲讲了那次上刑场陪绑，黑眼镜的死和大分头他们的英勇无畏。

　　“太过分了，他们还是孩子。”母亲听罢面色沉重，眼含泪水，使尽全身的力量才镇定下来。“家里知道，怎么活！”

　　“妈，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窝囊，打死也不敢反抗，讲真话？”

　　“不到时候。”

　　“电影上不是一贯教育我们，革命者宁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么。我打心眼里佩服黑眼镜，他就是一个为坚持真理，不怕抛头颅洒鲜血的英雄！”

　　都是电影在作怪，孩子怎么也摆脱不了电影的影响。

　　“这是两码事。”

　　我们的谈话使人压抑，为什么两码事？母亲没说明，也无法说明，只是一味地重复，温和的语气中带几分悲凄：“不，不能……不，孩子，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总得讲道理呀，妈妈？”

　　“哦，我得和你认真谈谈了，上政治课时，老师讲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么？”

　　“讲过，这跟我们有啥关系？”

　　“幼稚，幼稚。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弄懂内容，无论发生什么都必须学会冷静思考。”她停了一下，注视我片刻，接下去说。“在那次考察中，为什么土豪劣绅都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毛主席却说好得很。并得出结论：当群众没发动起来时，你盲动就会犯‘左’的错误，当群众发动起来，你不动就会犯‘右’的错误。”

　　我本来就是个幼稚的小孩儿，只有十四岁，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什么都清楚的。按理说一个人勇于坚持真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正确，这和“左右”有什么关系？和几十年前那场湖南农民运动有什么联系？母亲见没有说服我，生怕我牛脾气一上来，真和黑眼镜那样干。晚上，她又拿出“毛选”第一卷，把我拉到炕沿上坐下，自己也坐在我的身边，仔细讲解起文章内容：“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母亲很想知道我是否领会她的意思，希望从我嘴里得到明确答复，问：

　　“你明白吗？”

　　我还是不明白。

　　我站起来，拖过一个凳子在写字台另一端坐下，靠着窗户，尽量离她远些。我想不通，觉得怎么都不可理解，实际上对她讲的内容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像当年斗争土豪劣神一样斗争共产党的干部，还“好得很”？照我的看法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

　　“孩子，这就是运动，和今天一样。”

　　“怎么会一样，”我说，“我不是土豪劣绅，凭什么揪我，游我的街？毛主席也没让造反派打孩子吧！”

　　“你要明白什么是运动，”她滔滔不绝灌输道，说起话来像在做报告。“共产党的每一次运动都将成为时代转换的标志，意味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经验证明，他们搞错了，我们也不能顶风上。”

　　我望着母亲，脑袋摇得拨浪鼓一般。我现在不明白，将来也不会明白，还是那句话：“我不服！”

　　“艾平，有些事你不懂，这不是你的过错，你得改改自己的倔劲，不能由着性子来，我们要忍耐。”她叹口气，合上书，一只手搭在椅背上。“说一千道一万，你年纪还小，走极端总不是好事，妈就想证明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这几乎成为母亲的座右铭，让我能背下来，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爸爸不是说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改不了怎么办？”

　　每一次提到死去的父亲，勾起伤心的回忆，母亲的脸就立刻沉下来，不禁悲从中来。父亲已离开我们一年多了，“爸爸”这两个字让我越来越陌生，特别是当母亲面我最怕人家提父亲，触犯她的禁忌，也从未仔细想过在这个世界上我为什么会突然没有了父亲？

　　“你这话当真，想法太危险了，我不知道你这种想法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不找找自己身上的毛病？你一贯好冲动，狂妄自大，你想过没有，姐姐妹妹怎么从不给我惹麻烦。”母亲的肩头倚在火墙上，带着责备和困惑的神情摇摇头，站了两分钟她又坐下了，明显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声音平静地说。“这话我说过多少遍了，有些话只能烂在肚子里，要不就没命啦！”

　　风吹开窗户，翻动写字台上的书页。我有逆反心理，最受不了母亲做报告，也不想动这份脑筋，感到与母亲越来越隔阂，越来越疏远。事实上，他们这代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爱盲从，让你在巨大的残忍面前变得无动于衷。可悲我还是个孩子，就饱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必须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从不敢轻易多说一句话。只有夜晚躺在炕上才感到这一天安全了。后来的日子，母亲又和我多次进行过这样的谈话，比第一次更加严厉，可是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是把已经讲过的话题又重复一遍，每次我都差不多要睡着了。母亲你就别帮我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了，你连我平常怎么想都不知道，自己都说不服自己，怎么能叫我心服口服？一个人为信仰去承受常人无法忍耐的痛苦，或许值得，一个黄嘴丫儿还没褪的小毛孩子根本不懂政治，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到底为什么？

　　“妈，我要去江边一趟。”我两手支着炕沿，岔开话题。

　　我知道我想干什么，总是按耐不住暗中的希望，想到老头鱼的编筐营地去看看。特别最近一段时间，我的苦闷淤积在心，真希望到另一个天地里喘口气。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一阵激动，我又可以回到那些善良的人们中间了。那是一些多么愉快的日子啊，我对那个地方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人都怀有日益加深的感情。在那里，我可以过另一种生活，获得一个人应有的自由、平等和尊重。一切使人压抑的痛苦和屈辱，都可以忘得干干净净，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做什么做什么。当身边世界都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那里却一片安静，让人留下长久不忘的感激，仿佛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去干啥？”母亲诧异地问。

　　“看看老头鱼和我的虎子啊。”我答。

　　“他们不许你离开糖厂院内。”

　　“让我想想，怎么办。”

　　“你在听吗？”

　　“哦。”

　　“还去吗？”

　　“我星期天起早走，没人发觉。”

　　母亲瞪大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眉头皱了又皱，眼神更加忧郁。她知道儿子的个性，翕动了一下嘴唇，没法儿再谈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