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厂里的鬼队继续向前，去制糖车间劳动。学校的鬼队从家属服务站领来锄头，到菜地锄草。

　　我前面说过，那时候齐齐哈尔糖厂只有一座三层楼房是单身宿舍，一座二层楼房是机关办公室，其余的全是红砖盖的平房，与周围农村没什么两样。我们劳动的地方位于三楼单身宿舍大门前，厂区大道旁，这是一条宽阔的丁字路。从俱乐部直达高大的制糖车间，水泥路面，镶着石边，两端是方砖砌成的人行道。子弟学校就坐落在俱乐部一侧，同样是几排红砖平房，校门口直冲一个空旷的大操场。再往北，丁字路口向东拐去，上了大慢坡又下大慢坡，跨过铁道专用线通向糖厂东大门。厂区大道两边耸立着高大的杨树，从杨树旁直至铁道专用线路基下，则是大片大片的绿油油的菜地。到了冬天，这些菜地平整成甜菜储运场，堆满一垛垛生产砂糖用的甜菜疙瘩。

　　早晨七点半，我随学校鬼队来到地头上，来不及休息一下，即用砖头磨快锄头锋刃，等着监管我们劳动改造的红卫兵安排活儿。

　　今天轮到大眼贼值班，他分给鬼队每人的任务是锄三垄杂草。

　　我看着满地的小白菜发起呆来，东北地大，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垄沟特别长，几场大雨过后杂草几乎压住了菜苗。要铲净杂草又不伤苗，就是体育老师刘小伙也感吃力，何况我一个生手。

　　“于艾平还小，没锄过草，”母亲请示大眼贼，“能不能少分点儿？”

　　“不行啊，孙书记，一垄不能少，我是为你们好。”大眼贼仍旧穿着他父亲的工作服，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抱着胳膊讥讽，打着惯常的一连串阿嚏：“无产阶级决不能怜悯反革命分子，你少放没味的屁，呵嚏！”

　　我觉得大眼贼太诡计多端，不仅满肚子坏水，眼神和心态同样邪恶。明明是强人所难还满嘴“为人家好”，就为这个我一见他就恶心。这是我心里的想法，当然不会让他知道的。争辩没有用，母亲碰了一鼻子灰，退回来安慰我：

　　“孩子，没关系，妈教你。”

　　从铲第一垄地起，母亲就要我仔细辨认菜苗和杂草，用力往回拉锄头，连根铲断杂草，疏松垄上的泥土。也别把锄把握得过紧，以免手掌磨出血泡。太阳升了起来，阳光照在人身上，站着也会冒汗的。老师们弓着腰，挥动锄头走在垄沟前面，不停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尽可能把活儿干好，模仿母亲一锄锄铲下去，只求不要掉队，稍一停顿就会被落下。锄头在我手里格外沉重，不听使唤。你铲深了，拉不开栓，你铲浅了，锄不掉草，一不小心连草带菜苗都铲了下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被大人们甩在身后老远。大眼贼开始检查我铲过的垄沟，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他到各处走了一遍，咕哝着，确信已经拿捏住我的把柄，脸上露出冷笑道：

　　“我很卑微，是工人子弟，不像你是厂长公子。于艾平，你瞧不起我对不对？阿嚏！”

　　我站在他面前，尽量躲着他的目光。

　　“卑贱者最伟大，高贵者最愚蠢。这怎么回事，你糊弄洋鬼子哪？”他双手掐向腰间，用脚尖钩起铲掉的菜苗。“你看你铲掉多少无产阶级的苗，留下多少资产阶级的草！”他似乎什么都懂，神经中枢灌满阶级斗争的理论，竟从铲掉几棵菜苗推论出蓄意破坏生产。“我命令，马上把铲掉的菜苗都找回来。”

　　“我不是故意的。”我忍不住，硬着头皮顶一句。

　　“问题就在这儿，不是故意的是什么？你自己看看，看看，瞎了眼！”

　　我捡回十几棵菜苗，弯下头，在胳膊肘上擦擦汗。

　　大眼贼抓住我的领子，把我一直推到一棵树下，从兜里拿出一把剪子，要我低头。

　　“你要干什么？”

　　我害怕了，做出个向前迈腿的动作，其实只是晃了下身子，人仍旧留在原地没动。

　　“干什么，让你长记性，阿嚏！”

　　他一把摁住我的脑袋，牛眼珠子里闪着快活的恶意，压低嗓门，用咬牙切齿的耳语来加强语气。我垂下双手，瞅着脚尖，随着咔嚓咔嚓剪动声，头发前前后后滚落下来，头顶立即变得黑一道，白一道，在阳光下分外刺眼。大眼贼并不熟练地给我剪着“鬼头”，在头发上犁出一条条垄沟，剪子不快，总夹头发，他故意扭动剪把，生生夹掉几绺头发。面对他的恶意报复，我较起劲，忍着疼痛强调自己不是故意的，是生手。最后还是没有挺住，摇晃着脑袋喊起疼来。我这一喊，大眼贼也较上劲，直到老师们赶来还不住手。

　　“你这是为什么？”母亲抓住他的手问。

　　“他破坏生产。”大眼贼甩开胳膊，将脚下的菜苗踢向母亲。

　　“你知不知道间苗？他是按我的要求做的。”

　　母亲从容地捡起菜苗，又扔下了。

　　大眼贼将信将疑地背着手转了转，像在研究“间苗”的方法。其实他对种菜一窍不通，完全是假模假式，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工夫其他的老师围了上来，都证实母亲说得没错，红卫兵小将的思想是革命的，但要尊重科学的种植方法啊，他们也是这么干的。大眼贼仍旧不想轻易放过我，他一脸苦相，强调那也得收拾于艾平，没完成工作量，自己怎么向上边交代？

　　“这没问题，”母亲回答，“你不规定于艾平锄三根垄么，我保证完成。”

　　“孙志刚，完不成任务，拿你是问？阿嚏！”

　　“可以。”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一天，尽管我不肯落在后面，还是只铲两根垄，手上磨起大泡，身上晒暴一层皮。我不敢叫苦，母亲干活儿从不喊累，也不埋怨什么，甚至干到拉不动锄头依然不露声色。老师们鼓励我说：“你干得不错嘛，于艾平，我们刚干时还不如你哪！”他们见我落在后面，不管谁铲到地头都返回来帮我铲一段。母亲含泪望着我的“鬼头”，再没说什么，她知道我们好不容易躲过一劫，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没挨红卫兵的打就烧高香了。我摸着脑袋自嘲：“没关系，妈，这头早晚是要剃的，剪了更凉快！”母亲叹口气，转过身去不再看我。她怕大眼贼找碴儿，大伙儿下班后，又独自留下来在我锄过的地方扫了一遍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