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革最“轰轰烈烈”的1966年，鲁钝生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件是“革命大串联”，另一件是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
1966年十月中旬，鲁钝生所就读的柳河县安口镇农业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效仿大连海运学院大学生，组建了一支二十人的“安口镇农中‘安口——北京’毛泽东思想长征队”，决定徒步去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并接受毛主席接见。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一日，毛主席先后四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是当时全国红卫兵最热烈渴望的事情。鲁钝生家庭出身贫农，又是红卫兵组织的写手，根红苗壮，被推选为队员之一，荣幸之至。
十月十九日，星期四，长征队誓师出征，队旗飘扬，队员个个精神抖擞，鲁钝生和大家一样，一条厚线毯做行李，带上棉袄棉裤，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标，怀揣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背着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挎包，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征程。晚秋的东北，天高云淡，少雨清爽，白天，艳阳高照，微风习习，长征队沿着公路，唱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背诵着一段段毛主席语录或一首首毛主席诗词，有说有笑，一路观光玩耍着向北京进发。虽然是十五六岁的初中生，但都是农家子弟，在家时活不离手，一天走六七十里路玩一样，大家谁也不觉得累，个个兴趣盎然。
长征队不用风餐露宿，吃住不是问题。当时，所有城市、村镇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城里，汽车站、火车站甚至进出城的路口，都有当地的红卫兵服务，领你到接待站，安排吃住；农村，接待站都设在大队部或村小，一进村，就有人迎接。红卫兵小将当时最牛，身揣本校红卫兵组织开出的证明，走到哪里，都有人笑脸相迎，管吃、管喝、管住，至于费用，都由接待站包了，就是乘车坐船，不管是汽车、火车还是客轮，都不用花钱。大串联，在交流革命经验的幌子下，是实实在在的免费大旅游，许多大中专学生，借此机会，堂而皇之地游了许多名胜。
长征队也走山路，爬山、越岭、涉河，努力寻找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感觉。走山路是男生最惬意的事情，帮助女生背行李，拉着女生的手爬坡，扶着女生的胳膊趟河，近距离接触，握着她们肉乎乎的小手，闻着她们身上飘来的雪花膏香味，听着她们或疲惫叹息或惊恐尖叫或开心朗笑或嗔怪抱怨等，像吃了蜜糖，一直甜到心里。这在校园里，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一次趟一条大河，河面很宽，但水不深，鲁钝生“不怀好意”地希望，身边的女同学失脚摔倒在河里，那样他就可以毫不犹豫、名正言顺地将女同学抱起来，一直抱到岸上。不是什么英雄救美，更谈不上舍己救人，因为根本没有危险，只不过想获得把女同学抱在怀里的感觉，想法的确不怎么高尚，但也不算是邪恶，人性使然。很遗憾，那女同学走得稳健，并比鲁钝生先上了岸，让鲁钝生的希望变成失望。
走了七八天，到了抚顺，听说毛主席十一月初还要接见红卫兵，大家着急，决定放弃徒步，坐车进京。接待长征队的是一名年轻老师，他很热情，能力也很强，很快帮助办理了乘车手续，在一个细雨蒙蒙的黄昏，长征队挤上了红卫兵专列。专列是专门拉红卫兵进京的，大城市每天有好几列。说挤上，一点不是夸张，车站里外，全都是要去北京的红卫兵，不挤是上不去的。
火车里人满为患，过道上、车厢的连接处，甚至厕所里，都站满了人，有的人甚至爬到行李架上。有人要解手，站在厕所里的人只好出来，交换位置。车厢里空气污浊，臭气熏天，呕吐声、咳嗽声此起彼伏，许多人脸色煞白，也常有人晕倒，座位，都让给晕倒、要晕倒和体弱的同学。不过，没有人唉声叹气，更没有人抱怨，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党中央、毛主席，红卫兵小将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个时候，谁也不愿被说成孬种。午夜前后，有人提议，唱《国际歌》，于是，人人振作，全列车人放声高唱起《国际歌》。那是鲁钝生一生中听到的最整齐、最热烈、最高亢、最雄厚、最具有感召力和鼓动力的《国际歌》，那激越的歌声，宛如滔天巨浪，排山倒海，激荡尽一切污泥浊水，激荡出一个全新的世界。鲁钝生深感庆幸，那里也有他的声音，尽管是微弱的。此时，列宁对《国际歌》的高度评价浮上心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车走得很慢，在有的车站，停很长时间，第二天中午，列车驶进秦皇岛，所有的车窗都打开，当地红卫兵从每个窗口递进几筐馒头和汽水，说是每人一份。馒头递进来，没人哄抢，有序分发，大家都很饥渴，但没人先吃，每人拿着一个馒头和一瓶汽水，等到确信人人都有了，才开始狼吞虎咽。没有事先规定，也没有纪律要求，这是一种心灵默契，只要有一个人没拿到，就会有许多人把自己的那一份让出去，不管是否认识，不管操着什么口音。当时，大家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自天南地北，我们是战友，我们患难与共，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方便和安全留给战友，值得。不是发虚，不是做样子给人看，更不是沽名钓誉，素不相识，下了车，各奔东西，谁认识你老几？那是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理想教育使然，是当时的激奋情境使然，由此可见一场思想思潮涌动的力量。
晚上八点多钟，火车驶进北京车站，走出车门，有一种大难不死得以重生的感觉。站前广场人山人海，一排排接待站前人头攒动，十点多钟，长征队才排上号，被一辆大客车送到天坛公园住宿。天坛公园所有的房间都住上了红卫兵，长征队只好住在一楼的走廊里，男生住外侧，女生住里侧，中间一个窄窄的过道。又困、又累、又饿，困累压倒了一切，铺上小线毯，倒头便睡。
在北京转悠了两三天，去了一所中学和北大校园，爬上了八达岭长城，游了颐和园，均感觉平平，除了到处都是人，除了排队和挤上挤下，没看见什么。
十月三十一日接到通知，毛主席十一月三日要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群情激奋。十一月一日、二日，接待站组织军训，列队、走步、喊口号，大家极其认真。
三日凌晨起床，早餐是一个馒头和一个苹果，说是从天津运来的。接待站通知：一律穿系带鞋，鞋带要系紧；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通过天安门时不得停留；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携手前行，踩掉鞋或掉了东西不准弯腰捡，以免被踩踏。
长征队徒步前往指定地点，大小路上，都是前往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早晨八点多钟，长征队到了长安街东侧北京饭店门前，排在队伍北侧。上午十点多钟，毛主席伴着《东方红》乐曲，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是林彪讲话，但红卫兵们见毛主席心切，没听见他讲什么。接着，毛主席开始检阅红卫兵，红卫兵队伍缓缓向天安门广场涌动。接近十二点，长征队被推拥进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红卫兵们都挽着胳膊，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声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嗓子喊哑了，鞋子踩掉了，汗水流尽了，但仍无比亢奋，激动不已。在天安门城楼前，谁都不想走，但谁都无法停下，每个人都被推拥着不由自主地向前涌动。因长征队在人流北侧，靠近天安门城楼，能清晰看见毛主席在城楼上挥手。鲁钝生望着毛主席，只觉得他老人家在慢慢升高，像一个巨人，高到天上，当时他想，如果毛主席一挥手，说：“红卫兵小将们，打到苏联去！”百万红卫兵绝对会义无反顾地飞奔到中苏边界，打进莫斯科，灭了苏修（当时称未解体的苏联为修正主义）。广场上还不时传来周总理洪亮的喊声：“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百万红卫兵等着毛主席接见！”听着周总理浑厚、慈祥的声音，鲁钝生默默在心里喊道：“周总理，您老人家也万岁！万万岁！”
五十多年过去了，鲁钝生经历了许多事情，时间风化和尘封了很多记忆，而天安门前见到毛主席，则刻骨铭心，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说到十年“文革”，有许多匪夷所思甚至十分荒唐的事情，特别是1966年和1967年的红卫兵运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政府几近瘫痪，诸如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夺各级走资派的权、开各类批斗会、用各种酷刑、破“四旧”、游行示威、大串联、武斗等事件，此起彼伏，遍及全国，是实实在在的大动乱。当时红卫兵的思想狂热，是近一百多年来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群体盲思和非理性。教训是惨痛的，历史明鉴，后人应当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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