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渡赤水中，敌情千变万化。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实践中追求真理和发展真理，高度重视一线指战员的建议，不断调整我军出击路线，巧用中国传统用兵智慧，在运动中掌握主动，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西征目标的选择，至四渡赤水前还未完成。
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黎平会议指出的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
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川西北，赤化四川，土城战役失利后被放弃。一渡赤水扎西会议后提出云贵川边，因川军、滇军夹击也放弃。
二渡赤水后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鲁班场战斗失利后放弃。
四渡赤水后，眼光放在了黔西南。又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红军在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断地放弃。
但仍要选择，必须选择，但每一次选择都是实践求真的过程，每一次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品质的伟大彰显。
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行。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一开始便被修正，但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实践中得以逐步完成。
在四渡赤水中，每一渡也不是那样神话传说般的穿越。党中央和军革委能做到因敌情而变，因时因地而变，高度重视一线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和及时采纳一线指挥人员的宝贵意见。
一渡赤水前土城战役失利后，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领导人对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极为重视。包括确定红军转移方向等战略问题，也多次征求林、聂、彭、杨等前线指挥员意见。为适应形势，改变指挥方式，二渡赤水后作出“全军统归彭、杨指挥”决定，使部队迅速捕捉战机，终于打了一场红军脱离根据地被围追堵截一万余里以来最大的胜仗。
一渡赤水后，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渡江人川已明显不可能。朱德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的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电报还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速将意见电告军委。
领导层已经感觉到原定战略方向实现的严重困难。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询问一、三军团领导人，渡江入川还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战略方向应在川滇边境何处？
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中央和军革委同志及时采纳彭杨的建议。
二渡赤水后，红军后尾有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紧逼压迫，前方有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薛岳部的迎头堵击，机动回旋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再加上红军有土城新败，川滇边境又无法立足，今天看起来，颇有几分“走投无路”的感觉。为了杀开血路，争取更大的战略机动空间，及时采纳一、三军团领导的建议，在乌江北岸全歼吴奇伟部队，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重大战役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士气。
鉴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红军鲁班场战役失利。中央军革委采纳三军团彭德怀、杨尚坤的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红军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于茅台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后，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1935年3月20 日17 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3 月16 日晚三渡赤水，到20 日晚决定四渡赤水，仅仅间隔4 天。
四渡赤水后，25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 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日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 至6 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
毛泽东对红军将领的意见极其重视，哪怕意见不合自己的主观设想，只要符合客观实际，也坚决采纳实行。
红军跳出乌江后，彭德怀、杨尚昆就中央红军的行动向朱德并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在滇黔边与敌第三纵队作战。即使是黔北，离中国的心脏地带也已经远了，所以入滇作战一直是不为中央内部同志提及的主张。这次彭、杨首次提出人滇，也只有用“甚至入滇”、“在黔边打开局面”等这些十分谨慎字眼。但问题毕竟提出了。只要提出，就需要些勇气，采纳这个主张更需要勇气。
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夜中一道电闪，甚至是遥远的前方一缕若明若暗的微光。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取更大的机动。但承认事实也需要勇气。
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毛泽东再次迅速接受彭、杨建议。4 月24 日，红军一、三、五军团进人云南。
入滇后，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当时条件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在滇东创建新根据地既不可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
4 月25 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人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新三人团”在考虑，毛泽东还在考虑。后来，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坤同志提出红军在滇东作战不利的问题。这一意见，强化了党中央和军革委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建议和主张。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共产党人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懈奋斗的历史，是一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实现民族复大复兴的历史。我们要始终牢记和发扬中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牢记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不畏艰难险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
2021年4月6于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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