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鲁钝生16岁，正在家乡农业中学读初中，上半年是二年级下学期，下半年升入三年级，实际上全年没有上课。春天开学时，正处于“四清”（国家开展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教育活动）收尾阶段，老师都派到各村（当时叫“大队”）当工作队，学生在校上大课和种校田地，五六月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停课，学生写大字报，揭露批判校长、教导主任和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老师和学生，教师个个自查和接受审查，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也搞过两三次批斗会，重点是批斗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姜校长，校长站在台上，有几个老师和学生代表轮流发言，下边师生喊几声“打倒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姜某某”的口号，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不温不火，做做样子，大家都很尊敬姜校长，没有难为他，更没有打骂现象。之所以这样对待姜校长，是因为师生都很敬重他。
姜校长50多岁，瘦瘦的，跛足，他读过伪满的“国高”，是县里派到农中来当校长的，家还在县城里，听说是被排挤的，发配到乡下。他很面善，脸上带着微笑，没看见他批评那位老师和训斥那位学生，有几个经常打仗闹事的学生，教导主任力主开出，他说：“都是农家孩子，读点书不容易，好好教育教育就行了。”那几个学生及家长感激得都要哭了。他什么课都会教，经常看见他拿着教科书替请假的老师上课。他住在学校里，每周六晚上回家，他住的小屋和学生宿舍紧挨着，学生住的是大土炕，晚上，他经常到宿舍里，从土炕这头走到那头，谁的被子蹬了，他就给盖好，像个老妈子。他懂中医，会扎针拔罐，师生有了头痛脑热，他给开点小药，扎扎针，拔拔罐就好了，所以，学校没有校医。春秋两季，他都自己掏钱，买些草药，熬成药汤，让师生喝，说是预防疾病。镇上的人也常请他去看病，都说他看得准，吃他开的药效果好。他对所有人都和善，不论贫穷富贵，不论男女老少，谁找他他都乐呵呵跟着去。他看病从不收钱，需要什么药，他开了方子，让病人自己去买。扎针拔罐是需要时间的，他经常很晚了，才从风里雨里回到住的小屋。“文革”开始后，这事成了他的一大罪过，被说成是“非法行医”，并冠以“黑巫医”恶名。
七八月份，文革升级，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名字叫“农中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与县城里各中学成立的“毛泽东思想造反大军”“毛泽东主义战斗兵团”等名称相呼应，之所以叫战斗队，是因为农中规模小，才一百多名学生，十几位老师。那时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一切”“造反有理”，记的最熟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于是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最高的信念是“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任务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当时，像鲁钝生这些十五六岁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没走出大山，没见过市面，在几个年轻老师的鼓动下，只觉得资产阶级要翻天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正面临威胁，他们有责任同封资修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斗到底，所以，常常有一种“舍我其谁耶”的激奋，在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中尤为积极，改名、砸牌匾、烧黄书、搜剿高跟鞋等，忙得不亦乐乎。不过，闹腾归闹腾，农中的红卫兵从不打人、抄家和抢东西，山沟里的孩子胆子小，怕事。
八月末，县城里的“造反大军”派来几个高中生，说是来“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播火者”，他们批评农中保皇，说连校长都没游斗过，哪里是造反，简直是文质彬彬，请客吃饭。于是，红卫兵们决定上街游斗姜校长。
姜校长是瘸子，走得慢，农中在镇边的山脚下，到镇里大街走一圈，得很长时间，再则，大家心里都不太想折磨快六十岁的老校长，所以，有人提议，用学校仅有的一辆牛车，上边放一个种校田时抬粪用的大筐，让姜校长坐在粪筐里，戴上黑帮高帽，拉着他游街，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游街那天，校工赶着牛车走在前面，姜校长头上戴着“封资修小爬虫”的高帽，坐在大粪筐中间，大粪筐两侧糊了白纸，一侧写着“大粪筐，装大粪”，另一侧写着“臭狗屎，臭万年”，师生们跟在车后，打着条幅，喊着口号。农中游斗校长的做法很新鲜，全镇男女老少都跑到街上看，有个成语叫“万人空巷”，那天，两三千人的小镇可以说“千人空巷”。姜校长给镇上的很多人看过病，大家都很感激他，他是小镇的恩人，所以，镇上的人很赞赏农中红卫兵的做法，暗地里都说农中做得好。
姜校长1967年初调回县里，不久就退休了，文革没遭什么罪，晚年也过得很幸福。
鲁钝生1966年10月份到北京大串联，看到北京搞得很凶，专家、教授、校长、作家、“黑七类”（ 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走资派等，多次被抄家、批斗，而且手段凶残，有什么“跪煤渣”“油漆涂脸”“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双指吊梁”“喷气式”等，被斗者个个遍体鳞伤，不少人被打死，如当时北京六中的纠察队，就私设劳改所，十月份就打死五六个人，伤残三四十人，听之令人恐怖。想想姜校长，真是幸运。
姜校长之所以躲过厄运，现在想来，原因有三：一是鲁钝生就读的小镇，离县城六十多里，镇内仅有三百多人的完中“柳河六中”和半耕半读仅一百多人的农中，属于文革运动的末梢神经；二是，农中学生都是十里八村的农家子弟，淳朴，胆子小，都怕给家里带来麻烦，更重要的是，姜校长对学生太好了，关心备至，人不能没有良心，谁也不忍心下手；三是，姜校长为人好，品行端正，好善乐施，医者仁心，古道热肠，校内校外有很好的口碑。而这第三条最为重要，由此想起《易经》里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小时候在农村，常听老一辈人说：“离地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看来，还是好人长久，努力做好人吧！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