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平静下来,以接受的态度对待囚禁生活。
在一系列肉体与精神的煎熬之后,有一种深沉的悲恸压抑着我,生存的愿望从没有现在这样迫切,也从没有现在这样毫无意义,这种内心的变化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迟司令见陪绑并没达到吓垮我的目的,孤注一掷,决定搬出我写“反标”的罪证。
王官迷率领我们班同学从教室抬来一张书桌,放在我这间囚室的中央。照例,他们先让我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虽说毛主席语录是他们进攻的武器,也是我的挡箭牌。我背的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官迷当即呵斥:“这条语录也是你背的吗?”
屋里挤得满满当当,加上迟司令、谭老西子、小不点、大眼贼总共有十几个人,对着书桌做起文章。
我熟悉这张课桌,记得非常清楚,桌子中间有一道我用铅笔刀划出的“分水岭”。
有一次上政治课,我觉得烦腻乏味,无心听讲,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两腭都酸痛了。我歪着脑袋注意起女同桌的头皮,发现她辫子缝隙间爬着一个肥大的虱子。从此我怕传染上虱子,就在桌子中央划上一道“分水岭”,不许同桌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斩断她的“魔爪”,搞得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从小学六年级升到初中一年级,老师换了,教室换了,课桌换了。我坐的是高年级学生留下来的旧桌椅,桌面上和抽屉里满是淘气鬼的杰作,上面用小刀刻满稀奇古怪的图画和圆珠笔随意写下的脏话:“××他爸是个大王八,××老师搞破鞋……”层层叠叠搅在一起,刀痕累累,墨迹斑斑。当然,其中也不乏我这个调皮蛋锦上添花的大手笔。比如桌子上的原作是个女生,樱桃嘴、瓜子脸、大眼睛,我拿起钢笔在她嘴唇画上八字胡,大眼睛涂成两个黑窟窿,瓜子脸变成冬瓜脸,搞得她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活脱脱一个妖精。唯一不同之处是,我用钢笔涂抹的得意之作吐口唾沫就可以擦掉,而高年级学生用圆珠笔画的大作怎么擦也擦不掉━━所有的笔划都嵌进木头里,只是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变得模糊。
窗子开着,没有一丝风。所有的人都在屏息敛气,对我虎视眈眈,等待我如何答复王官迷指控的反标证据。众目睽睽之下,我仔细看遍桌面,竭力在想,我可能写过什么,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更没有发现反动标语。于是摇摇头说:“这上面的脏话也算反标,全是些胡说八道呀?”
他们大失所望,面面相觑。
“你往下看,在课桌抽屉里。”王官迷提示。
我低下头去,瞪大眼睛继续寻找反标。抽屉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倒是抽屉边的木框上写满圆珠笔字迹,是些算术题,还有一些生词。这也不能算反动的东西呀,我再次摇头。
“你没看见?”迟司令阴阳怪气地问。
“没有。”
我简短地答道,本以为能辩清楚一件算一件,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也辩不清,不管你怎么回答,他们都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现在自己应该做的是节省体力,准备应付后面的酷刑。
“你眼瞎,还是有意装糊涂?”王官迷沉不住气了,抓住我的脖子往下按去,额头磕在桌面上砰砰作响。“这不是你写的反标么,休想蒙混过关?”他指着抽屉木框的一角说,“这是反标,反标,反标!”
这声音一句接着一句,一声比一声高,为的是压倒其他人的声音。我强打精神望去,仔细辨认,发现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确实有一条模糊的字迹。觉得他的伪证如此荒谬,那地方是一行圆珠笔写的“毛主席万岁!”我终于彻底体会到了什么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原来他们大肆宣扬的“反标事件”是这么一回事!况且课桌上的字体比我老练得多,龙飞凤舞,颇见功力,根本就不是我写的。父亲生前虽逼迫我练字,我在字帖上写正楷还有些意思,一离开字帖就像瘸子离开拐棍,寸步难行,歪歪扭扭的字迹真是惨不忍睹。父亲曾为此多次发火,说我写的字像蟑螂爬行,一辈子都不可救药!
我以为王官迷的神经不正常了,问他写这个也有罪么。
“你在毛主席万岁上打叉,”他抬起手指在空中画个叉,“想判伟大领袖死刑,死有余辜!”
我终于搞明白了,所谓的“反标”表现在细微之处,那毛主席万岁的“万”字一勾写得过开,“岁”字的一撇拉得过长,两道比划稍稍有一点交叉,勉强行成一个小小的×。经王官迷一评点,我不由惊骇地眯缝起眼睛。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王官迷的推理演绎也未免太牵强附会,荒唐可笑了。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他揭发我说,于艾平不敢明目张胆抵制文化大革命,就转而曲线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故意把叉打的不明显,隐藏在书桌底下的阴暗处,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的目的。和他那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狗爹于渭生像极了,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于艾平,你不要低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红卫兵,我们可以从你的嗓眼看到你的屁眼。你好好想想吧,撒谎或抵赖不会有好处,只会对你更糟糕。”迟司令见我害怕了,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材料和一盒印泥推到我面前。“还记得那天宣判大会上,有一个反戈一击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到宽大处理,当场被无罪释放了么。只要你承认这是你写的反标,摁上手印,红卫兵总部就会根据你的悔过表现从宽处理。你看看,这就是你写反标的动机和过程吧?”
我的脑子里一片喧嚣,眼前又闪过宁死不屈的黑眼镜,闪过大分头,闪过短辫儿姑娘,也闪过那个告密者丑恶的嘴脸。最后定格在桌面的认罪书上。玻璃球般大小的钢笔字迹逐渐清晰起来,触目惊心:
我叫于艾平,男,十四岁,是糖厂子弟学校初中一连一排的学生。
我出身于叛徒、特务家庭,父母均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从小就受反动家庭的醺(熏)陶,对党和人民恨之入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1967年4月×日,我见革命师生批判我的狗妈孙志刚,怀恨在心,于是在课桌抽屉里写下反标,给“毛主席万岁”上打上××,对此供认不会(讳)。
认罪人于艾平
1967年7月×日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到一阵阵恶心,心在往下沉。桌子、纸张、印泥盒、床铺,以及周围盼我签字画押的面孔都旋转起来。耳边传来迟司令的话:“看你年幼无知,这都是你狗妈指使干的坏事,只要你揭发是她让你写的反标,你就站在无产阶级阵营一边了,我们马上放你出去。”他将笔塞进我的手里,“签字吧。”接着又拿起印泥盒,把我的食指尖摁向里面。
我挣回指头,蒙住脸颊。
“怎么啦,签字啊。”
“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妈指使我干的,凭啥让我签字?这不可能。”我放下双手直视他们,我要斗争。
“证据确凿,你还抵赖。”
“谁证明?”
“我……你抵赖不了。”王官迷尤为紧张地盯着我,眼睛重又恶狠狠闪烁起来,歪嘴巴里还在振振有词。
“你看到我写了?什么时候写的?”
“我……”
一句话问住王官迷,别人不说,起码他的心里应该清楚,案情是捏造的。他狂怒起来,脸涨成个紫茄子,舌头好像被拔掉了。周围人见镇不住我,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反正怎么也是死,还不如死个痛快,我豁出去了,大声说:“你们打死我也没用,起码应该对对字迹,看看是不是我的字体。”
“慢着,”迟司令醒悟过来,制止住打手们。“于艾平,你小子要死硬到底,到头来只能自取灭亡。”
“毛主席说‘要摆事实,讲道理,重调查研究。’我是无辜的,请你们重证据。”
“你敢保证没写反标?”
我坚定地点头。
“不过先别嘴硬。”迟司令鼻子里哼了一声,放低声音。“要是我们通过公安部门鉴定,查出是你的字迹怎么办?”
“枪毙我好啦。”我提高嗓音回答。
“好吧,写保证书。”
我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
“我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查出我的字体和反标一样,立即枪比(毙)。”
审讯进入死胡同。
造反派个个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此外再没有别的招数了。其实他们审讯我的最终目的,是企图定我的罪,谁也没想到我如此坚定,是一座无法攻破的堡垒。大概他们也感到证据不足,牵强附会,案件完全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再查下去露出马脚不好收场,神色已在透露“小会帮助”进行不下去了,只得草草收兵。迟司令失望地把手一甩,命令我在保证书上签字,然后让我蘸满印泥在年月日上摁个清晰的指印。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传达室的阿姨送晚饭来了,造反派们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把书桌留在屋里,像一群斗败的公鸡摔门而去了。王官迷临出门前,掀起大茶缸盖看看我的晚饭,朝里面吐了一口唾沫:
“于艾平,你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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