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每天，我都往门框划上一条道道，上面的道道已密密麻麻。

　　我被关在这间潮湿闷热的小屋里，不敢开窗，不敢和盥洗室碰到的单身职工说话。没有钟表，没有日历，与世隔绝，几乎没有时间的概念，只知道太阳从东边出来，熬过一天又落向西边。我不清楚自己到底被囚禁多少日子了？

　　迟司令搞不出他需要的材料，十分恼火。

　　偏偏我是个死硬派，一次次受刑，一次次死去活来，也拒不揭发我的父母。可笑的是造反派也不动脑筋想想，我的父母真是坏蛋，怎么可能当一个孩子的面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何况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反动派。我心里七上八下，等待着迟司令使出“杀手锏”，即他们不断威胁我的“反标事件”证据。后来，一种麻木的冷静逐渐代替了焦虑。

关于这一点，我心里明镜似的，如果我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写过什么反标，那他们就不会如此恼火，如此变本加厉地折磨我，早该送我进真正的监狱了。那年月莫说你写过反动标语，就是透露半点儿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恭的意思，喊错一句口号，立即会被打倒斗臭关进市里的“群众专政队”。白脸狼之所以迟迟按兵不动，是因为他们也感到证据不足，心虚，想逼我自己交代出罪状，借以挖出我的黑后台，也就是说是我的母亲指使我干的坏事，然后将我们娘俩置于死地而后快。

　　我就是他们所说的：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门框上的道道在不断增加，又一天过去了，再一天过去了。我总是一个人躺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看阳光越来越明亮，之后慢慢地西斜暗淡下去。又伴随变幻不定的光影，盯着门框上的道道数来数去，大约有三十来天了吧。

　　一天早晨，我正坐在床上，望着墙角的拉拉蛄吃大饼子渣，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连忙吓唬拉拉蛄赶快躲避。不知道它饿了还是习惯成自然，竟不管外面的脚步声，仍旧埋头吃东西。我急了，过去一把逮住它弯腰扔进床底下，刚直起腰迟司令就推门走进来：“于艾平，滚出来。”

　　“去哪儿？”我故作镇静问。

　　“市里。”

　　“干什么？”

　　“参加审判大会。”

　　“判谁？”

　　“你。”

　　“能不能跟我妈说一声，带几件替换的衣服。”

　　“你啰嗦个屁，快点儿。”

　　我并没有快点儿，尽量磨蹭，以便争取时间，需要时间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说话之间，我趁他们不注意咽下一粒止痛片，以抵抗意料中的毒打。幸运的是天还不太热，我可以穿劳动布衣裳。迟司令将我推出门外，咔嚓一下锁死屋门。我被推推搡搡地押出走廊，走出单身宿舍大门口。天空如洗，蓝得透明，空气是那么清新，露水般纯净。早晨的太阳鲜红欲滴，一点儿不刺眼，也不灼热。我的胸口紧缩起来，他们要带我到哪儿去，难道真送我进市里的监狱吗？我想象着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只有这个问题最感到茫然。王官迷、大眼贼等五六个红卫兵正在门口等待，看架势肯定凶多吉少。王官迷把一块小黑板做的大牌子挂在我脖子上，大眼贼将一顶高帽扣在我脑袋上，扭起我的胳膊扯向背后，大声命令我不许说话，不许停留，跟随他们向糖厂东大门出发。

　　一开始他们拧得太狠了，像押走资派进会场，令人抬不起头来。我踉踉跄跄地走着，一直保持这个姿势，每走一步胳膊都剧痛，被撕裂了似的。胸前的大牌子几乎耷拉到地上，我只能看见行人的脚步和道两旁的树根，听到一路上周围好奇的议论声：

　　“这孩子怎么啦？”

　　“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么小！”

　　“孙志刚的狗崽子，往市里送。”

　　“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写反标，要去蹲笆篱子了。”

　　没走几步，我又害怕，又难过，头晕眼花。一到有人的地方，我就感到身份上的屈辱，不好意思见人，心里打怵。因为我是黑五类、阶级敌人、低等贱民，谁都不把你当人看，像看畜生！我想着，有些跟不上他们的脚步，好在高帽帮了我一把，我的头压得低，高帽松，没法保持平衡，每走一段就掉下来一次。高帽接连往下掉，押我的人接连往起捡，后来都不耐烦了。走到糖厂东大门的铁道专用线旁，周围再没有人好奇发感叹，他们自己也耍够威风，索性让我放下两臂直起腰向前走了。我一手扶着头顶的高帽，不让它被风吹掉，一手把住胸前的大牌子，不让它摇晃，走起路来也好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