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常说，他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是被自己人打败的。他说的这个“自己人”，就是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主要是指以李宗仁、白崇僖为首的桂系。1948年淮海战役时，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切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打通津浦线，杜聿明要他再增加5个军，蒋介石说最多只能增加3个军。但他这3个军从哪儿去调呢？当时，东北战场卫立煌部，已在辽沈战役中被全歼；华北战场傅作义部，面临东北、华北两部解放军，自身难保；西北战场胡宗南部，被西北解放军牵制，无法脱身；可调的唯有“华中剿总”白崇僖部。但无论怎样白崇僖就是不让蒋介石调，蒋介石又命令他的“天子门生”、“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调兵，白崇僖对宋希濂说：徐蚌战场就是派再多的部队也挽救不了败局，不如保存实力，以观时变。其真实目的是要坐看蒋介石失败，让桂系上台，和共产党“和谈”，或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这对于蒋介石确实是釜底抽薪，但这能算是他的“徐蚌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吗？淮海战场国军以80万对共军70万的优势，都感到兵不够用，再增加3个军又能挽回败局吗？白崇僖也不认这个账，说“老子把最精锐的黄维兵团十几万部队都派去了，老子是派了兵的。”更何况最高统帅调动不了军队，这责任又在于谁呢？
任何领袖在政治、军事角逐中，都面临着对内、对外两条战线。人们常谴责领袖人物对内夺权手段的残酷，可是我们也要为领袖设身处地考虑，他们若不能通过内部整肃甚至“残酷斗争”，建立权威，统一号令，能取得对外战线的胜利吗？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搞民主没有那个雅量，搞独裁没有那个能力”，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期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号令”。
当然，国民党内的派系是历史形成的，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内，也是有很多“山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在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红军不同的来源，红军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嫡系”，但在一方面军中，又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平江起义、宁都起义以及闽西红军、贛南红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专家”等“山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成为红军最高统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能完全统一号令，在抗战初期，他为八路军制定的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就受到主张实行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周恩来的反对，政治局委员中唯有张闻天支持他，其他如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人，都不赞成他的意见；林彪也要求打运动战，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反对打游击战；还有许多将领主张“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徐向前回忆录》）平型关虽然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胜利，但八路军也伤亡600余人，都是九死一生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红军啊！这样打下去，不是要把红军的那点宝贵本钱消耗光吗？难怪蒋介石听到平型关大捷后，欣喜异常，发电给朱德：“深堪嘉慰，续候佳音。”他高兴的并不是八路军消灭1000日军，而是日军打死600八路军，他的策略就是让八路军到日本鬼子枪口下去送死，借日军之手消灭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项英更是因为宗派原因而反对毛泽东。
众人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毛泽东是一座众人无法企及的高峰；当他一次次在生死关头拯救了革命，当他决策的正确性被一次次胜利所证明之后，就产生了权威，这种权威就是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人们认为，只要跟着他，就一定能获得革命的胜利。叶剑英曾说：“我们这些人，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谁也不服谁，但大家都服毛主席。”平津战役时，毛泽东命令华北第二兵团截住东撤的国民党三十五军，只有一夜时间，要行军100多公里，天下大雨，夜黑路滑，耿飚向杨得志建议，向主席解释一下。杨得志说：“主席发火了。截住三十五军，大家都好；否则谁也别想过好年。”罗瑞卿把裤腿一卷，脱下鞋子挂在脖子上说：“下饺子。”全体将士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涉水渡河，终将三十五军包围在新保安。而这种领袖的权威，是蒋介石从来没有过的。
蒋介石讲得最多，也是他认为国军军事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将领们指挥不当，每次战役失败后，每次召开军事检讨会议，都要斥责各级指挥官，未能执行他的指令，或执行不力，或畏敌怯战。的确，军事统帅的战略再高明，而不能通过战场指挥官得到实现，只能是纸上谈兵。然而，战场指挥官应负指挥失当之责，统帅更应首先承担用人不当之责，马谡失街亭被斩，但诸葛亮也自贬三级，并没有让马谡独自承担责任。在军事屡遭失败之后，国民党内有人叹息：“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里去了。”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除一个白崇僖外，几乎没有可以胜任独当一面、多谋善断的统帅型将领。陈诚最多是一个军长的才具，却担任了总参谋长，在1947年东北战局不利时，又到东北担任统帅，论吹牛皮林彪不如他，但打仗他怎能是林彪的对手呢？仅5个月，就在国民党内一片“杀陈诚以谢党国”的呼声中，灰溜溜地跑到美国治疗“胃溃疡”去了。胡宗南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具，却长期手握重兵，担任西北战场统帅，占领了延安一座空城后，被吹为立下了不世之功，然而30万大军，被彭德怀不到3万兵，牵制一年，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关系到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徐蚌会战”的统帅，是蠢猪型的将领刘峙，国军将领议论：“徐州是南京的大门，不能派一员虎将来，至少也要派一条狗来看守，却派来一只猪。”刘峙还自我解嘲道：“古代就有用猪冲阵的战法。”著名逃跑将军汤恩伯，1947年5月74师在孟良崮遭歼灭后，被撤去兵团司令职务受到军法查处，但到7月又升任陆军代总司令，特别是在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时，又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最重要的长江下游防线，4天就被攻破，后还离不开他，让他指挥20万部队守上海，说固若金汤，坚守6个月不成问题，结果半个月被攻破。杜聿明是国军中的名将，被称为“军事天才”，在国共三大决战中，两次临危受命，但也未见有高明之处，一败于辽沈，再败于淮海，攻不能取胜，撤不能全退，终于身陷重围，当了俘虏。
蒋介石在1948年3月25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其实国民党中并非“无人”，国民党军队的文化素质普遍高于共产党军队，毛泽东曾多次说过，“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而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都毕业于军校，都有较高的文化，有的还通外文，擅诗词。“无人”是因为蒋介石无识人之明。许多被他重用的将领，原因说起来也十分可笑：陈诚在黄埔军校时，一天夜里睡不着觉，用《三民主义》催眠，被蒋介石查夜看见，认为是个有理想的青年，遂得到终身重用。胡宗南是一次在外面玩到通宵，回校时睡觉已迟，起床还早，就到操场跑步，被喜欢早起的蒋介石发现。据说这是蒋介石从曾国藩那儿学来的相人术。刘峙受重用的原因则更可笑，是他被认为是一员“福将”。北伐战争时，一次刘峙率部到浙江龙潭截击孙传芳的部队，途中火车相撞，伤亡300多人，刘峙的随从被轧断双腿，但刘峙仅额部受轻伤。当刘峙与敌军战斗将要败退之时，桂永清率援军赶到，获得了胜利。北伐军攻占临淮关后，部队奉命后撤，担任警戒的刘峙没有接到退却命令，与溃退的北洋军阀张宗昌残部遭遇，顺便击溃了敌军：刘峙遂有了“福将”之名。他生着胖胖的圆脸，像个弥勒佛，确实是一副福像。让他担任“徐蚌会战”的统帅，就是希望他再一次“福星高照”。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毕业时，校长蒋介石与其谈话，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掉了，但他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就是这个他没有看上眼的一脸老实巴交相的学生，成了将国军打得丢盔卸甲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蒋介石不重用白崇僖，则是他无用人之能。曹操能用人，是因为曹操有用人之能。而梁山泊第一代领导人王伦，只能用杜千、宋万，不能容林冲，第二代领导人晁盖，被宋江架空，则是他们无用人之能。蒋介石用人，一要听话服从，二要黄埔嫡系，三要浙江老乡。这就是他的用人的能力所致。
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军队中的确是人才济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都是极善谋略的统帅型将领。这是因为毛泽东的知人善任。他让林彪当东北党政军最高领导人，4个中央政治局委员、10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当林彪的副手和下级，扭转了东北局面。他让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却让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给粟裕打杂；为了让粟裕放手指挥淮海战役，又将陈毅调到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员。有人说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人，没有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其实徐向前从到延安后就一直有病，无法像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罗荣恒等人那样担负一个战略区的领导，即使这样，徐向前还是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蒋介石还把国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将士不肯效命，全无斗志，说国军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确实不能打仗，抗战时期，有些仗虽也打得很壮烈，但没有打过几次胜仗，日本军队根本就不把国军放在眼里。到解放战争时，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却屡屡被解放军打败，尤其到三大战役之后，几乎全成了追击战对溃逃战，解放军大喊一声“交枪不杀”，就成建制的举枪投降，解放军几个人就能抓成连、成营的俘虏。
军队是军事统帅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古今伟大的统帅如孙武、曹操、诸葛亮、岳飞、戚继光等，都很重视“治军”。不善“治军”的统帅，是无能的统帅，蒋介石就是一个不善治军的统帅。他不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只一味要求将士，“效忠党国，不成功则成仁”，在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总是赤裸裸的要求学生们去死，“你们的责任就是去死”，而不告诉将士们为了什么去死；在战场上被击毙或自杀，就能得到他的褒奖。他激励将士的手段，就是颁发勋章和金钱刺激，淮海战役时，黄伯韬兵团被围，即将灭亡时，蒋介石派飞机给黄伯韬空投下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当杜聿明在陈官庄地区被包围到了弹尽粮绝时，飞机给他空投下来的，不是粮食也不是弹药，而是上万份《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刊登黄百韬殉国消息的《救国日报》。国军中原先也有政工部门，但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属的幕僚机构,1946年6月内战爆发之时,又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使政工人员在军队中更无地位，成了“卖狗皮膏药的人”。军统在军队中气焰嚣张，常常激化矛盾甚至酿成兵变。蒋介石也弘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但所弘扬的却是陈腐的“忠义廉耻”，要求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军事教育中心，从黄埔军校一直到台北都是如此。在1949年8月15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灭顶之灾之际，他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他这样要求别人，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集团，却在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骄奢淫逸，在抗战那样艰难的时刻，宋美龄还每天动用空军飞机，从新疆运骆驼奶，有一本书上（《侍卫官杂记》）说她还用牛奶洗澡，这事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至少事出有因，当时送奶工每天给“官邸”送牛奶，成为重庆的一道“风景线”，这说明这个女人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还在过着极其奢豪的生活；高级将领盗卖军火，走私禁运物资、与敌人做生意，娶姨太太；中下级军官克扣军饷，搜刮民财；军队中军官与士兵等级壁垒，阶级分明。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士兵们倒是普遍接受了共产党“国军是为地主打仗”的宣传，台湾作家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国军士兵不能打仗，但被俘虏后成为解放军，立刻就和解放军战士一样英勇能战，就是这个原因。
与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不仅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而且善于“治军”。解放军是一支突出政治、纪律严明、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然而，我们现在常讲“牢记初心”，但这支军队最初却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初心”，而是一支还不如旧军队的乌合之众。所以，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向井冈山行进途中，就在三湾对军队进行了整顿，将“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初上井冈山，部队作风散漫，纪律松弛，乡土观念严重，不愿到外地打仗，麦秋季节跑回家收麦子。为此，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召开了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明确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性质，对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个人及本位主义、雇佣军思想、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享乐主义、流寇主义”等种种旧军队思想和行为，进行了纠正。有什么样的统帅，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毛泽东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像熊熊炉火，千锤百炼，将党的军队熔铸成为一支坚不可摧、所向披靡的铁军。这个队伍，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知道为了什么打仗，就是“翻身打老蒋，建立新中国”；作风顽强，纪律严明，不怕牺牲，作战勇敢，不畏艰险，攻坚克难；官兵平等，生活俭朴，没有私产，不发军饷，能够适应任何艰苦甚至人类难以生存的环境；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与人民血肉相连，得到人民无私的拥戴和支持……蒋介石所建立的严重世俗化的军队，又怎能战胜这支具有强烈革命英雄主义、超凡脱俗的神圣化的军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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