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就是封建时代的中国,说到旧中国的读书人,鲁钝生感叹曰:“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始终是旧中国读书人挥之不去的“功名”情结。隋唐以降,科举是读书人实现理想和改变命运最重要的进路,它是成千上万读书人“苦读寒窗”的强大动力。道理很简单,一旦金榜题名,有“千钟粟”,有“黄金屋”,有“颜如玉”在前面等着,做得好,可以官运亨通,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遗憾的是,科举之路窄而坎坷,成千上万的读书人都挤在这条小道上,吃尽千辛万苦而无功者居多,进士及第者盖寡。人总是要活下去,那些落第的大多数,各自走着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或著书立说,或诗画人生,或归隐江湖,或设帐教书,或悬壶行医,或拆字算命,或投笔从戎,或致力商贾,等等不一。在那个发展缓慢且漫长的农耕时代,读书人是极少数,基本上是人才,不管是走仕途还是谋其他生路,许多人都是所从事行业的精英,有的甚至出类拔萃,如清代的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师级人物,但都是落第秀才。但不管怎样,那些没挤进仕途的人,即使创造了骄人的成就,心灵深处,总有那么一份不甘心的郁闷,常常发出不如愿的无奈叹息,似乎,除了仕途功名,其他都是旁门左道。
由于儒学的正统地位和深入人心,《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纲八目”、叔孙豹“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和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等,牢牢打印在旧时代读书人的灵魂深处,因此,在他们浓重的“功名”情结里,始终涌动着高远的“家国”情怀,忧国忧民,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许多知识分子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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