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想死得轰轰烈烈，却死而复生。
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和平常不一样，一种惬意的疲劳压住眼皮，使我一时难以睁开眼睛。又等了一会儿，继续享受着麻木的舒适，正如一个人在梦中知道自己在做梦，想醒又醒不过来一样。我睁开一条眼缝，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另一张床上躺着一起闹过照相馆的同学赵和尚，他正头枕胳膊，盖着一床招待所字样的被子呼呼大睡。
小小的囚室发生了变化，我的床上铺着一张凉席，脑袋枕着枕头，身上盖着条薄薄的条纹毛巾被，窗台上摆一个铁饭盒，一个搪瓷大茶缸。我的那套肮脏的长衣长裤不见了，身边叠着一套卡其布衣服，墙角上那塑料桶旁多出个脸盆，条凳上搭着一条毛巾。
我想爬起来，脑浆晃出来似的难受，用手摸摸脑门，额头上缠着一层绷带。我以为自己死了，然而却活着。
在我冲向主席台的桌角之前，撞开好几个孩子，这就缓冲了撞击的力量，只是右眉宇上撞开一个大口子，当场昏死过去。我的举动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谁都没料到一个孩子会拼死抵抗，尽管他们不过是看到一场戏剧的结尾，每个人都参加了演出。会场上乱成一锅粥，男孩子都从座位上站起来挤上前看热闹，几个女孩子吓得捂住眼睛尖叫：“不好啦，出人命啦！”等白脸狼反应过来，看我躺在地上血流如注，如同死却了一般，慌了手脚。不得不宣布散会，让大家把我抬向卫生所进行抢救，唯恐我当场死亡影响太坏，激怒糖厂广大职工不好向上司交代。
卫生所长董大夫检查过病情，诊断我只是休克，白脸狼才松一口气。董大夫给我打过止血针，额头上缠起绷带，皱着眉头对造反派说：
“把一个孩子折磨成这样，太过分了！再发生这类情况不要来找我们，直接送进医院好了。”
当然，那都是稍晚一些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的母亲几天来不断跑龙沙分局找王科长，解救儿子的努力片刻没有停歇，她还是没有打听到我的下落。王科长说他查过市“群众专政队”，没有叫于艾平的孩子，你还是回糖厂查吧，他们肯定没送你儿子来。王科长的话使母亲绝望，天底下她最害怕的事莫过于如此━━有人抢走了她最心疼、最宝贵的儿子……姐姐妹妹回家后将批斗我的情况哭诉给母亲，更加重了她的痛苦。母亲立即找到驻糖厂的军代表，强烈要求厂里出面干涉学校的暴行，释放她的孩子，声称厂里不管，她就去市革委会告状。厂军代表也觉得学校做得过火，批评了学校的军代表。迫于各种压力，学校的造反派虽不肯放我回家，但允许家里人送饭、铺盖卷和日常用品了。我爬起来，脊背倚靠着墙壁坐下，看着枕头、毛巾被、茶缸、饭盒、脸盆、毛巾。每一样东西都散发着我熟悉的气息，散发着母亲的气息，家庭的气息，如同置身于家中一般。我拼死换来的结果是学校造反派做出些微让步，不再捆绑我了。既然又把我送回到这里，那就是说，他们不达到目的决不罢短，短时间内不会放我出去，我要做好长期被关押的思想准备。
我清醒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的精力已经稍事恢复，能环顾四周，开口说话了，于是挪动着身子下床，从桶里倒半脸盆水放在条凳上，身上的血水和着灰尘凝结在一起，绷得脸难受。我没有感觉到周身的疼痛，只觉得到处发麻，像又被人捆上了绳索。现在我已被打出经验，每当受过一次酷刑一半天都不会疼痛，麻木过去才疼得要命。我把手巾浸在水里，低下头，用手巾裹住脸盘，一阵清凉凉的慰藉遍布脸颊，我想打喷嚏，这才感觉一只鼻孔里塞着药棉。我拔出药棉，鼻孔里流出瘀血，没洗两把脸，鼻血连同我脸上凝固的血痕把半盆清水都染成黑红的颜色。
我回头看了看熟睡的赵和尚，端起脸盆拉开屋门，他一下子坐起来，问：
“站住，哪儿去？”
“换盆水。”
“那也得报告，没有许可不能出门。”
“你一个人值班？”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好，报告，能出去吗？”
“去吧，要敢逃跑，我打断你的狗腿。”
我得到许可，索性到水池里好好洗涮一番，又到厕所撒了一泡尿，上火，尿水又浊又黄，小鸡鸡尿得生疼。我端着一脸盆水返回小屋，赵和尚正抱着后脑勺望着天花板出神，显然，他是奉命看押我的，不愿答理我。我打开茶缸盖，缸子里面满满一下鸡蛋水，接着打开饭盒，里面有两个掰开的馒头，拿起来一看，一个馒头里夹着一片瘦肉，另一个馒头心掏空了，掉出一个小小的药瓶。我背对着赵和尚捡起药瓶，是一瓶止痛片，蓦地想起过去母亲每次“小会帮助”前都吃一片药，原以为她有病，现在才明白走资派是靠止痛药挺过酷刑的。母亲心细，知道我的苦处，只能用这种办法帮助儿子减轻痛苦，我忙把药瓶藏在短裤兜里，生怕赵和尚察觉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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