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靠着桌角坐着，很想搞明白，自己是怎么陷进这个局面里来的？他们又掌握了什么情况？打算怎么处置我？下一步还要干什么，脑袋都想得发昏了。迟司令他们进来的时候，天黑了。小不点解开桌脚上的绳子，磕磕巴巴说：
“起……来，狗、狗崽子！”
我站起来，活动麻木的双脚。
“你很傲，是不是？”迟司令盯着我问，“你还当自己是厂长的公子，高人一等，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老子今天就治治你的傲气，叫你明白工人子弟是不好惹的。”
我沉默。
“你坦不坦白？”
“我要回家。”我用发哑的声音说。
“哼，想的倒美，你的问题性质变了，”迟司令强调说，“是敌我矛盾，不服就送你蹲笆篱子。”
“没错，你的问题性质变了，是敌我矛盾。”谭老西子重复道，扔下两件我的衣服，见我没法儿拿，又尴尬地捡起来。
“为什么？”看上去我一定大惊失色了。
“听着，于艾平，你现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犯，想坦白还来得及，我们送不送你去市里蹲笆篱子，就看你认罪的态度了。”
“我没什么可坦白的。”
迟司令大怒，将我推出门去。
他们怕我逃跑，用一根绳子牵着我，推推搡搡走进黑暗，我走在前面，清醒了许多。说实话，我确实害怕，“文革”期间，现行反革命是最严重的罪名，简直比十恶不赦的刑事犯还可恶。我听说许多单位都有这样情况，造反派想整一个人，用尽逼、供、信手段还整不出材料，山穷水尽，就给你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轻则关进大狱，重则拉出去枪毙。转念一想事情已到这一步，害怕也没用，索性横下心听天由命吧，不这样也没办法。我歪歪斜斜走在前面，反倒从容起来。走出学校大门口，抬眼四下寻找公安局的警车，校门口空空荡荡连个车影也没有？我回头看看押我的人，他们也在观察我的反应。
“向左。”有人低声说。
我们朝左拐去，路过俱乐部、食堂、卫生所、幼儿园，走向汽车库，我想校革委会很可能和厂里联系好了，派车送我去公安局，他们一定是这个意思。夜色很黑，星光暗淡，晚风飒飒吹来，比闷在小屋里凉快多了。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我从心里往外感谢这潮湿的夜晚，真想停下来，闭上眼睛，沉醉在这如此清新、美好的夜色中……路灯昏黄的光映照出一排一排红砖房，将我们这一行人的身影时而拉长，时而缩短，从黑暗走向光明，又从光明走向黑暗。转过一个弯，接着再转过一个弯，脚底下的水泥路一直向东延伸。我觉得背后的眼睛在盯着我，这又是造反派惯用的一种摧毁人意志的心理战术，你害怕被关进大牢，吓破了胆，肯定没等走近汽车库就屈服了。我看到汽车库门前的灯光，那儿也没有一辆汽车，这说明厂里并没有送我去公安局的意思。若是出糖厂东大门到造纸厂乘２路无轨电车去市里，这时候最后一班公交车也停驶了，莫非我们要走着去公安局？脑袋疼痛起来，那一椅子砸得不轻，每走一步都腾云驾雾。我们走过汽车库，拐上通往东大门的水泥大道，再往前就是制糖车间的巨大厂房了。迟司令嫌我走得快，拽紧牵绳使我很难迈开脚步，好像要有意慢腾腾地行走，延长这段短暂的路程，恼怒地喝道：
“向右转。”
我顺着大道转向二楼办公室，继续向前走，明白他们是吓唬我了，不可能去市里的公安局，如果去公安局何苦绕圈子，直接把人扔上车该多省事。我又跟他们走了一段路，迟司令的鬼把戏不攻自破，只得把我带进三楼单身宿舍。我发现原来并没走多远，从学校直奔三楼单身宿舍不过一百米，我们却绕了一里多地。
我被推进一层楼一个阴面的房间里。
这间长方形小屋十几平方米，昏暗的灯光下，靠墙摆着两张光板床，一个长条木凳，一个红色塑料桶。隔壁是盥洗室和厕所，集体宿舍管理不善，厕所到处漏水，我所在的房间墙壁渗出一大片水渍，潮湿阴冷，水泥地面因潮湿而发暗，连窗台下的暖气片也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屋子窗户正对着锅炉房一面墙，仅留两米宽的通道，长满一尺多高的狗尾巴草，用不着挂窗帘也没人能看到屋里情况。我要求上厕所，小不点不情愿地给我松了绑（狗在不合适宜的时候要外出拉屎撒尿，主人的脸色可能就这样）。我顺便拎起水桶，想打回桶水洗洗身上的血汗。
小不点尾随我走进盥洗间，监视我的行动。
听人家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个厕所用裤腰带挂在管道下吊死的。过去三九天我受不住露天厕所的严寒，大便经常往三楼单身宿舍厕所跑，可能是对父亲自杀的地方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不愿再面对惨痛的往事？自从他死后我说什么也不肯再进这间厕所……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了。我拧开水龙头喝个够，又洗了把脸，走进厕所大便。手被捆绑大半天，麻木得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才解开腰带蹲下，小不点已在外面不耐烦，大声喊我快出来了。我出来后打满一桶水，一回房间就换上母亲捎来的短裤、背心。窗子紧紧关闭着，空气不流通，屋里异常闷热，仿佛把白昼的热气全关在了里面。三个打手坐在光板床上，摘下帽子扇着风，室内气温仍在上升，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打开窗子通通风，大概是怕窗外的蚊虫飞进来吧？
“滚到中间来，立正。”迟司令命令。
我站到屋中央，不知道他们还要怎样收拾我，什么时候放我回家？
“低头认罪。”
“你们血口喷人，我没罪。”又是老一套，我清清嗓子说。
“你有罪，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想把你送进笆篱子，还是给你一个机会，你坦不坦白？”
他们反复盘问我是否准备交代问题，有时候还故意停顿一会儿，让我独自反省，想好了再说，好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整个单身宿舍的人都已经入睡了，看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也睡了，大楼里没有任何声音。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也没有罪，况且困得哈欠连连，他们再问什么，我索性垂下脑袋一声不吭。
“你想不想……争、争取从宽处理？”小不点结结巴巴插进来问，“回家……说话！”
“想。”我沉默一会儿，不能不开口了。
“你必须……端正态度。”
“你们凭白无故毒打我一上午，应该赔礼道歉。”
“你当你是谁，还是那个厂长的公子？”迟司令终于不耐烦了，咆哮道。“连你妈都服了，能挨过今天，还能挨过明天，何况一个狗崽子！”
“让我回家。”
“那你就待、待在这里吧，”小不点下巴朝前突出，嘿嘿冷笑。“直到彻底……坦白，我们对你做出……处理为止。”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坚持道，“你们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明知故犯，无法无天，将来不会有好下场！”
“混蛋！”
他们三个吼叫着一跃而起，迟司令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小不点和谭老西子扬起皮带没头没脑一顿狠打。这一次我没力气反抗了，再说反抗也是徒劳，一个小孩儿也不是三个半大小伙子对手。我抱着脑袋，大声号哭，一会儿撞到墙上，一会儿跌在角落里，期望惊动三楼宿舍的单身职工出来干涉暴行。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小屋里一团混乱。小不点怕喊声传到隔壁房间，拽起我的一只脚扒下袜子，使劲塞进我的嘴里。
我昏死过去，又被反剪着捆绑起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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