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母亲领我来到理琨叔叔家门前，压低女工帽，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左右观察一阵，才敲响大门。

　　理叔叔出门了，没在家。伊阿姨和往常一样忙着让坐、沏茶倒水。她说理叔叔很快就会回来，让我们先歇口气，凉快凉快。母亲在北满钢厂工作期间，和伊阿姨一个办公室办公。伊阿姨喜欢我，每次去托儿所接她儿子大庆时，只要我母亲还没有接走我，都顺便把我接到办公室。伊阿姨的大衣口袋里总是揣着几块糖果，掏出来塞给我，让我乖乖地吃东西等母亲回来。有一次伊阿姨接我回来，没依照惯例给我糖果吃，她又有事出去一会儿，要我留在办公室里自己等待母亲。我那年４岁，淘气得出奇，发现衣架上挂着伊阿姨的大衣，猜想她衣兜里肯定有糖果。她走了，我摇摇摆摆地拖过一把椅子，站在上面掏大衣兜。我从伊阿姨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打蛔虫的塔糖，全吃了下去。得意洋洋之际一个跟头从椅子上摔了下去，牙齿硌断了舌尖。母亲一进办公室好悬没晕过去，我坐在地上傻哭，脸上、兜兜上、地上到处是鲜血。母亲抱起我问怎么搞的，我用小手捂着嘴，呜噜呜噜说不出话，血汩汩从指缝间往外流。母亲扒开我的嘴，发现我的舌尖耷拉出来，慌忙抱着我往医院跑。

　　医生给我打过麻药，将舌尖缝了起来，我昏睡过去，塔糖的药力发作起来，不停拉稀，一连两天腹泻不止，母亲只得抱着我住进医院。各种化验单上均没有问题，主治医生怎么都查不到病因，我又不能说话，一个劲儿拉稀，连大肠肛门都拉脱落了。母亲急了，找到院长：“求你们快想想办法吧，再这样下去孩子就拉死了！”院长请来市里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专家问我母亲：“孩子可能吃什么药品了吧？”母亲一口否定，除医生开的药她没给我吃过什么别的。伊阿姨来病房看我，听说我拉肚子恍然大悟：“这孩子是吃了我大衣兜里的塔糖，我说怎么找都找不到了呢！”找到病因，腹泻止住了，我的舌尖也恢复得比较理想。母亲一度担心我说话不清楚，说话没受影响，肛门倒留下后遗症，我一大便就拉出大肠头。虽没有什么痛苦，但不舒服……伊阿姨依然热情如故，打开一个凉水泡的西瓜让我解渴。　　　　　

我们刚等了不大会儿工夫，理叔叔就回来了。

　　看得出理叔叔情绪不好，目光十分悒郁，他也在鬼队中劳动改造了。母亲三言两语谈过给我治病的情况，转而打听起局势。我不想听大人们谈话，躲到另一间屋里去看新书。母亲和理叔叔谈了一个小时才喊我回家，伊阿姨怎么留我们吃饭母亲也不答应，倒是这一次理叔叔拿出二十元钱塞进我手中，母亲不再推辞了。尽管大人们不断总结经验，好对时局有个清醒的认识，结果越总结就越发糊涂，他们是一再试着分析一种不能分析的东西，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要知道，人总要有盼头才能活下去啊。大人们的眼神越来越迷惘，就好似大海中失去指南针的孤帆，身不由己地随着激流颠簸，茫茫然不知所措，既看不到灯塔也看不到陆地，任凭狂风暴雨吹打不说，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分手的时候，伊阿姨出去看看方让我们走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和特务一样鬼鬼祟祟，为了进行一场清白的私下谈话，竟要十二万分小心？不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么”？母亲解释说，我们虽然“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应该尽量为人家着想，别因为自己牵连好人。

　　为节省乘车钱，母亲领我走回糖厂，一路上她都没再说话，苦苦思考什么，步履显得格外沉重。

　　是的，在那种环境中隔墙有耳，一有生人闯进熟人谈话的圈子，大家立刻变成哑巴，若不谨慎小心会直接影响亲朋好友的安危，这种政治生态，让我们都成了准地下工作者。我虽不明白人情世故，但因饱经苦难而变得非常敏锐，这种出于自我保护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好说明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那时候不单单齐齐哈尔，全国的形势都异常严峻。无情的现实粉碎母亲的幻想，“文革”不可能近期结束，中央已透风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至少每七八年再搞一次。理叔叔要母亲作好充分准备，形势不容乐观，千万要自己想开活下去，咬紧牙关挺过腥风恶浪就是胜利，我们可以等待。他还引用一条毛主席语录安慰母亲：“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现在我们还没悲观到绝望的地步！

　　自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造反派就掌握起生杀大权，伤天害理随心所欲，打死几个走资派碾死苍蝇蚊子一样不足为奇。令人痛心的消息接踵而来，不单北京和全国各地，就连齐齐哈尔这么个小城市每天也都在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有多少好干部、好同志死于非命。上吊，割腕，吞安眠药自杀，甚至假枪毙吓疯的人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折磨死，饿死，恐怖的气氛愈演愈烈。

　　我听母亲说的一些事实惨烈至极，至今仍感惊心动魄。有人因拒不承认强加在头上的诬陷之词，在“小会帮助”时愤然摔掉高帽冲向窗口跳下楼去；有人为抗拒暴政，一家人吞下毒药集体自杀；有人因身体有重病，造反派却让他“轻伤不下火线”，直至在大批判会场上被活活斗死；有人因有亲戚在海外，回老家探亲时到海边转了转，回来后造反派硬说他想叛国投敌，被抓进牛棚后抬出来是一具尸体。更有甚者，造反派想整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而这些人又大多经历过战争考验，虽身受严刑拷打仍旧威武不屈，造反派索性就给他们头上扣上一顶叛徒、特务的大帽子，轻则流放回老家，重则投进监狱。

　　“文革”中草菅人命的事例举不胜举，我记忆犹深的有三个例子。

　　一是有一个企业的走资派挨过批斗，被抬回家后昏迷不醒，家里人赶紧送他去卫生所抢救，医生马马虎虎看过说只是皮肉擦伤，回去躺两天就没事了。可是没过两天人却死了，家人在给死者理发时，发现他的头上有一枚钉进去的大钉子。二是有一个机关的老干部被打急眼了，反正是说什么都得挨打，我这辈子不说话行不行？下一次批斗大会上他愤然咬下自己的舌头，鲜血喷涌。造反派火了，说你敢跟革命群众示威就自作自受吧，于是宣布立即散会，任疼昏迷过去的老干部流血而死。三是有一个中等技术学校批斗老师，红卫兵小将硬说老师态度不老实，给他身前贴上大字报，身后贴上大字报，甚至连脸上都贴满厚厚的大字报。后来老师终于因窒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弟子们却说你就自己在这儿装死吧，然后嘻嘻哈哈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