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偶尔的机会，我上厕所时发现一个秘密，王官迷虽在大伙儿面前竭力称赞忆苦饭好吃，此刻却躲在茅坑旁大吐特吐。我的心里凉了半截，敢情他也觉得野菜难吃，对我们讲的没一句真话，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虚假的程度令人作呕！这无疑是一场又一场走马灯似的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强权政治道貌岸然地扭曲灵魂，致使天真无邪的小孩子都学会演戏，虚伪得可怕。一有机会登台就进入角色，凭弄虚作假捞取政治资本，异化成非人了。

救救孩子们吧，救救孩子！

　　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让人十分痛苦，因为你必须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扮演的角色。我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也不想演戏，不好吃就是不好吃，顶多沉默罢了。我对母亲道出看法，她马上又变成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叫我闭嘴，继而批判我骨子里有资产阶级苗头，应该端正态度。可能她也觉得对儿子过于上纲上线，有些严厉，想了一想又说吃苣荬菜好，那是一种草药，清热祛火。我说我没病吃什么草药？母亲你也太难自圆其说了，让我一想起来就心烦。尽管母亲已是被打倒斗臭的人，仍旧虔诚地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求孩子积极靠近组织，参加一切活动，主动争取思想上的进步。可是我已经不愿再去学校了，不愿和老师说话，不愿和同学们说话，每次上课，我往往要在校园里站很久，才会鼓起勇气走进教室。反正我有个老主意，凡斗争她的大会决不参加，看别人侮辱自己的母亲儿子怎么能受得了。我去上学，一宣布开批斗孙志刚的大会我马上回家，无论红卫兵头头怎样警告都置之不理。母亲说该你参加的活动还得参加，不要落在别人后面，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免给别人落下话把儿。

　　“我也不是牛鬼蛇神，”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顶撞她道。“他们大不了开除我学籍，我不想上学啦！”

　　“你敢，艾平。”知儿莫过母亲，她深知我耍起性子九头老牛也拉不住，骨子里怕儿子不想上学，始终希望我做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

　　“妈，我实在受不了‘红色恐怖’啦。”

　　“你懂得什么叫‘红色恐怖’？”

　　我咬住嘴唇，一时难以回答。

　　“恐怖是叫人害怕的意思，你爸爸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坏人到处迫害好人，那才叫白色恐怖。怎么信口乱说，嘴上不能没有把锁。”

　　我们突然都被意识到的事实吓呆住了，谁也不敢看谁。

　　“妈，就当我什么没说，你可别在意啊。”隔一段时间，我低低道。“可我还想问个问题，我是好人么？你是好人么？”

　　“废话，那还用问。”

　　“我为啥害怕？你为啥见造反派连头都不敢抬，这不是恐怖是什么？”

　　很显然，我问的正是她心里明白，嘴上却难以解释的问题。母亲一下被问住了，神色黯然：

　　“那也不能乱说，闭上你的嘴巴，隔墙有耳。”

　　“我不怕，反正我也不是走资派。”

　　“不能啊，我的孩子，不是也不能任性，你不看看现在的形势。”

　　“广播里不是整天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吗’，妈你反动！”

　　“不许开玩笑，妈和你谈正经事呢，再犟嘴我打你个小兔崽子。”母亲扬起巴掌吓唬道，“我教育你，也别让人家教育！”

　　我抱起脑袋一溜烟跑了，留下她一个人生闷气。

　　尽管我内心苦闷，一百个不愿意，还是听从母亲的教导参加活动。学校组织看样板戏电影《沙家浜》，母亲给三个孩子每人一角钱买票。我知道她现在只开一半工资，一角钱可买二斤茄子或三斤大头菜，是家里每天的菜金。所以实在舍不得花这钱，又怕自己主动退出队列有人说我反对革命样板戏。我像小脚女人一样磨磨蹭蹭往前走着，就要排到俱乐部大门口了，突然间急中生智蹲下身子装作系鞋带。同学们已经开始交钱买票，我捏着一角钱反复掂量着进还是不进？纸币都在手心里攥出汗水，那鞋带永远也系不好似的，等我们班同学全进去后我一溜烟逃跑了。我不敢回头，一直往家属服务站卖菜点跑，其实我不是逃避班级活动，而是在逃避我自己，生怕架不住电影的诱惑返过头去进俱乐部。我用省下来的钱买了棵大头菜，母亲诧异地问为什么没看电影？

　　我心里难过，淡淡说：

　　“大喇叭整天放样板戏，我早腻味啦！”

　　那一天姐姐妹妹也没看电影，根本就没有想到多花钱，都把自己省下的一角钱还给母亲。匪夷所思，我们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还每月坚持留下最后一点儿钱交党费！我相信母亲，爱母亲，但对这件事心情却非常复杂。我说妈你比愚公还愚，这些你都是知道的，糖厂的党组织早就被砸烂了，连党委书记也快被打死了，你还打肿脸充胖子，交哪门子党费？有这个钱不如给儿子买支冰棍儿解解馋，何苦让我绞尽脑汁省下一张电影票呢。母亲一脸惘然，还是不准我动她的党费。仿佛她又变成以前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满腔的热血还没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