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糖厂的女人们唠嗑时从不闲着，一律嘴角叼着卷烟，手里搓着麻绳或纳着鞋底。男人大多工资低，孩子又多，穿衣戴帽能省就省，能做就做。

　　普遍的贫困迫使每家每户都过这种日子。

　　我记得前两趟房的老杨家，女主人就是那个搞破鞋被批斗过的杨八角，前前后后一共养十个孩子，还不算有两个得病没养活的。老大和老小相差二十岁，大姐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弟弟乘凉，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她生的孩子，用手指逗着孩子的小鸡鸡啧啧赞叹：“瞧人家这闺女真会养，头胎就抱个大胖小子！”大姐顿时从额头一直红到脖子根，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不过这也难怪，只是再不敢抱着小弟弟出家门了。老杨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穷到几个孩子盖一床被子的程度，过年过节买不起凭票供应的糖果，每个孩子只能分到一小勺炒葵花子，也算是穷人家一笔不大不小的开销。杨八角却整天忙着给孩子们洗衣做饭纳鞋底，其乐融融，其乐无穷。母亲有时候劝杨八角：

　　“他杨婶儿，别养了，再累下去人就垮了。”

　　“我这辈子就喜欢孩子，喜欢养带把儿的小子。”杨八角笑吟吟道，把两条腿从炕上耷拉下来。“放一只羊也是放，赶一群羊也是赶，等他们长大我就有清福享啦！”

为证实爱养“带把儿”的好处，她还说了段顺口溜：　　

　　别看我穿得破，
　　裤兜里有好货。
　　两个咸鸭子，
　　一根胡萝卜。

　　吕大姨没孩子，生活条件好，经常帮助母亲搓麻绳，纳鞋底，做单鞋、棉鞋，做一双鞋比买一双鞋能节约三四元钱。我熟悉整个做鞋的工序，看得津津有味。第一道工序找出破被单、旧桌布和旧衣裤，剪成一块块布铺在面板上，用面粉打成稠糨糊一层层涂匀，铺上三层破布摁结实，然后将面板倚在火墙旁烘干，做成鞋垫般厚薄的袼褙。母亲按照我们脚的尺寸剪出大小，用白布包上鞋底边，把十几层的袼褙压在一起，就成为半成品的鞋底了。第二道工序去杂货商店买回一大绺麻坯，一点点撕开，并在一起放在大腿上搓成麻绳，然后缠成一个个绳团子。第三道工序剪出鞋帮，戴上铜顶针飞针走线纳鞋底，针角密集到一针挨着一针程度，再把鞋帮缝在硬邦邦的鞋底上，我便穿上新单鞋或棉鞋了。这种鞋子看上去有些“土气”，穿上却结实舒服。我穿在脚上，暖在心里，走在大街上照样非常自豪，这是母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硕果，买的鞋子哪比得上！

　　吕大姨和蒋姨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知心的人，母亲碰到什么难事都和她们商量，几乎无话不谈。我听母亲纳鞋底时念叨搬家的事，造反派逼得紧，看情况我们是顶不住了。

　　“孙老妹啊，那也好，树挪死，人挪活。挪动挪动换换风水，说不定能给你带来好运气。”吕大姨叼着烟卷，从宽牙缝里喷出烟雾，宽慰母亲。“再说房小冬天取暖烧得少，也能省买煤钱。”

　　“孙姐，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撵你？”蒋姨抽着鼻涕，用舌头把针从嘴的一边移向另一边。“小房子也得挑挑，阴面冷。”

　　“要不，跟我们住吧，”吕大姨建议，远远吐出一口浓痰。“我们那趟房屋子是最小的。”

　　“敢情好了，”母亲沉吟一下，显出困惑与惆怅。“我愿意，不知人家愿不愿意换？”

　　“你去说说看，我的隔壁孩子多，早就吵吵着要大房，你以大换小他还巴不得呢。”

　　“我看吕嫂的主意不错，他留咱住咱还不稀罕住了呢。”蒋姨弯下腰去，大声地擤着鼻涕。“就这么办，还犹豫啥，说搬就搬，我准备好东西给你‘温锅’。”

　　母亲没让造反派扫地出门，自己主动和人家换房了。

　　天无绝人之路，那家正求之不得，双方很快说妥立即换房。

　　我们一致想和吕大姨做邻居，新居与她门靠门，两家之间隔一道矮木板皮扎的院墙，蒋姨家住在斜对面，把前一趟房的房头。谁也没想到，母亲走这一步多么英明正确，后来我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多次受到邻居家保护，不知躲过多少顿痛打，少受多少折磨。我打心眼里赞成这件事，真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那次搬家很热闹，吕大姨、吕大姨夫、蒋姨、蒋叔叔都动手帮我们搬东西，粉刷新屋。我的虎子真聪明，老早就明白主人要搬进新家，在外屋锅台下给自己找个住处，又暖和又舒服。我不知道糖厂还有没有比这更小的宿舍了？新家一趟房分南北两面住，阳面一家，阴面一家，每家十六平方左右。里屋砌起一铺大炕，放上一张写字台，外屋垒起一个大锅台，放上口水缸，基本上没空间了。就居住条件来说，这原是两口人住的房子，现在却挤进我家四口人！

　　据我所知，造反派不仅仅将我们一家人撵出原来并不宽裕的住处，同样将党委书记冯燕川一家九口赶进一处里外间的房子，老少三代勉强有立锥之地，屋里屋外尽是床铺。天知道还能怎么整治走资派，再往外撵就得住马厩了。屋小，仅有的家具都没地方摆。吕大姨夫送来两根长木头方子，在大炕里面搭起个被褥架。母亲将两个箱子和被褥摆在上面，差点儿摞上天花板。好在有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其余的坛坛罐罐只好放在院子里。

　　“先堆在外面吧，”蒋姨说，“等捡些砖头，盖起仓房就有地方放了。”

　　这已经令母亲感激不尽。

　　我们住进新居，一铺大炕欢欢喜喜躺下全家人，我把炕头，母亲隔在我和姐姐妹妹中间。第二天傍晚，母亲去黄沙滩副食商店买些肉和蔬菜，做了几个炒菜，摆出茅台酒答谢仗义相助的邻居们。吕大姨送来一小盆猪血肠，蒋姨送来一大盆酸菜，两家的大人孩子都来了，热热闹闹地“温锅”。大家一进门就上炕，围着炕桌盘腿大坐。我是小辈，坐在母亲身边的炕沿上，姐姐妹妹和蒋姨家的闺女都在锅台上吃饭。虎子见家里来这么多客人，不敢上炕了，两只前爪扒着炕沿张开嘴巴，伸出舌头呜呜叫着要东西吃。我趁大人不注意，装作夹起的血肠太滑掉在地下，虎子接着咽进肚里。它不知足，刚吞下一块又要，母亲瞪起眼睛不许我给它吃了，怕撑坏它的小肚皮。我摊开双手表示真的没有东西了，虎子才意犹未尽舔着舌头，摇摇尾巴，趴在脚下睡开大觉。

　　席间，母亲笑逐颜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最喜欢看母亲笑，尽管她心里充满苦涩，那笑依然灿烂，嘴角还旋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快别这样，谢啥，孤儿寡母的，想办法熬过这段苦日子就好了。”吕大姨说着又接上一支烟，呸的一下吐掉粘在舌尖的烟丝。“开春喂几只鸡，养两个小猪崽吧，好补贴补贴生活。”

　　“养十几只小母鸡，用鸡蛋换麸子，”蒋姨掰着手指头算起养鸡和猪的连锁账，以补充我们那可怜的供应。“再用麸子喂鸡和猪，到春节卖一口半猪，一年的花销都有了，留半扇猪给孩子吃，合算，就是累。”

　　“累倒不怕……”母亲欲说还休，抿紧嘴唇。

　　“不就是手头紧吗，孙老妹，你有心，我给你垫上，要不几个钱，也不着急就给。”吕大姨夫诚心诚意说，“先把小猪崽抓回家，等猪长大卖出去，年底再还我们也不迟。”

　　“小鸡崽也不用买，花那个钱干啥。”蒋叔叔笑呵呵道，“孙姐，我们给你几个鸡蛋，可以用手孵嘛。”

   “那就这么办。”

   母亲举起酒盅敬邻居们，为他们理解一个寡妇人家难以言喻的苦衷。

　　3月过去，学校仍未开学。为建仓房，我们一家人都有事干了。气温渐渐升高，外面不那么天寒地冻，街上积满正在融化的雪，但是冬天依旧活跃，极有可能还会刮起一场暴风雪。姐姐、我和妹妹都出去捡砖头，满厂区、家属院内转悠，把大大小小的砖头石块都用土篮子运回家。蒋叔叔告诉我们，小的可以打地基，大的垒墙壁。母亲下班回来也挎着个土篮子，里面装满破砖头。碰到谁家扒炕、修房子，我们必定等着捡人家清出来的碎砖。拉回家后也不能闲着，一家人都拿着斧子、破菜刀、铁锨头，蹲在院子里叮叮当当敲打碎砖头，清除上面的黏土、石灰和水泥。这是一种叫你非常心烦的活儿，黏土和石灰好敲，三下两下就清除干净。水泥不好敲，几块砖头连在一起形成个大坨，比铁还结实，一斧子下去直冒白烟，震得人手虎口生疼。吕大姨说算啦孩子，咱可不费那个傻劲，留着它打地基吧。

　　没过多少日子，我家的院里堆起一个好大的碎砖头垛。母亲欣慰地笑了，照这样下去积少成多，５月份就能盖仓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