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吕大姨和蒋姨从此成为常客，和我家的关系最“铁”。

　　三家之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比如鱼呀肉呀饺子呀，都端着小盆送去尝尝鲜。经常你送我一碗米，我送你一瓢面。吕大姨和蒋姨在外面碰到母亲，怕人家说划不清界限，总是装作陌生的样子遮人耳目，其实心里都有一盆火，对我们充满同情和怜悯。因此，应该如何跟母亲继续来往，又不至于引起人家过分注意，招来非议，这真使他们伤透了脑筋。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索性任人说三道四不在乎了。在我的印象中，蒋姨三十多岁时干瘦干瘦，佝偻着水蛇腰，小眼睛一眯缝就没了。她不识字，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整天骂骂咧咧，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人一着急就流清鼻涕，鼻孔下面像挂着一条蚯蚓。丈夫蒋文双是制糖工，多年的省、市劳动模范，老实巴交的一杠子压不出个屁，他为人诚实，勤勉而又节俭，家里家外就知道埋头干活儿。按东北的习惯，我该称蒋叔叔的妻子为蒋婶儿，可蒋婶儿娘家也姓孙，跟母亲同姓，所以让我们叫她蒋姨。

　　吕大姨夫在锅炉车间工作，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技术大拿。他脾气暴躁，因为老婆不能生儿育女动辄发火，经常打得吕大姨鼻青脸肿。一年前吕大姨夫患了直肠癌，去北京做过割去整个肛门的大手术，腰间接个漏管挂上屎袋子，医生说他顶多只有一年的活头。吕大姨是个半老徐娘，个儿不高不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会说话，五十多岁的人，虽历经岁月的沧桑依然别有一番风韵。他们老两口特别喜欢我，总拿出好东西给我吃，并多次跟母亲说要认我做干儿子。吕大姨整天烟不离嘴，说话间哧地吐出一口黏痰，又远又准射向墙角。我模仿她的样子吐过几次，唾沫又短又散，也没准头。吕大姨有气管炎，吐的是和平常人不一样的黏痰，且是杆七八岁就吸烟的“老烟枪”，我岂能是对手。不过烟吸多了坏处不少，吕大姨一咳嗽就没完没了，不断捶打着胸口，人没进屋咳嗽声就到了。“这都是气管不好闹的毛病，”她说，“小孩子家可千万别学抽烟，除了咳嗽没啥好处！”

　　这里我也要说说邻居老王电工一家人。

　　老王家是山东黄县人，与母亲同是胶东半岛的老乡，讲一口地道胶东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土亲，乡音也亲。老王老婆同情母亲的遭遇，我挨打后经常来看我，一来二去两家人常来常往。老王家大儿子与我同班，他总想当班干部却总当不上，大家都叫他王官迷。那时候王官迷和我关系密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事就泡在我家，两眼骨碌碌转个不停，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我万万没想到王官迷是一颗隐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日后他靠整我一手制造出“反标事件”，颠倒黑白，大打出手，竭尽卑鄙无耻之手段爬上糖厂子弟学校红卫兵总部头头的宝座。

　　按理说不管什么朝代，有个把混水摸鱼的人不足为奇，世界大了什么人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你想积极要求进步没错，那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一肚子屎半肚子屁，靠投机取巧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不是我说的，是老辈子的经验之谈。我这一生原谅过许多人，甚至是拔刀相见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好人，只不过是一时冲动，从没想靠整倒别人抬高自己。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王官迷批判我时竭尽能事，说我将抱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永远把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69年初中毕业，同学们都写下血书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了，而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连农场都不肯接收。借用“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忠不忠，看行动”，王官迷关键时刻原形毕露，借口有“关节炎”留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大型机床厂。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克制对他的反感，一直在琢磨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对我产生如此大的仇恨？我们都是孩子，本来没有恩怨利害呀。可能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流行病，一种使人心灵空虚最终导致残忍的嫉妒心理在作怪，皆因我是厂长的“公子”，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也许，这种罪恶的属性最初就潜伏在他的心中，只是没有机会释放出来。事实证明，王官迷不过是把运动当作一个向上爬的机会，造反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私心而已。

　　春节期间，彬子、春节和朋久来我家玩时说，在我和母亲去北京看病期间，学校广大富有正义感的学生召开过批判邹少将的大会，他们都参加了。会上，大家愤怒批判邹少将打人的暴行，要他作出深刻检讨，糖厂职工也贴出大字报声援学生们的行动，不许造反派打人，不许红卫兵欺负无辜的孩子。这本来是“文革”中最正确的行动，是人性的觉醒和复苏，是糖厂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错误路线的萌芽。但造反派却跳出来干涉说，这是阶级敌人企图转移糖厂“文革”运动的大方向，勒令学生偃旗息鼓。造反派大权在握，终于运用威胁利诱等手段，将学生和职工的正义呼声扼杀在襁褓之中。从此以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不管发生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再没有人敢挺身而出说一句公道话了。

　　大年初五，造反派即通知母亲去厂办公室报到。

　　斜眼对母亲大发雷霆，指责我们竟敢以跳楼威胁造反派，并宣布厂里的决定，立即扣她一半工资偿还看病的费用。母亲据理力争，应该让打人凶手担负这笔费用，你们扣了工资，我们一家人怎么活？斜眼说我管不着你家的事，是死是活你自己想办法，我们早就警告过你一切后果自负，再“无理取闹”准没好果子吃。末了，为报复我们，他又向母亲宣布了另一项决定，勒令我们从现有的房子里搬进更小的房子去住，如不执行决定，革命造反派决不心慈手软。母亲无奈，找邹少将的父亲要求赔偿医药费用，继续给我治病。老邹家已了解到厂里的态度，何况舆论又被压制下去，硬起腰板耍开无赖，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母亲欲哭无泪，只得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那年月让人到哪里去讲理，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谁让她是走资派呢，最后只得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