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领我走进电报大楼,花一分钱买了一张电报纸,她站在小窗口前,仔细斟酌着发出的字数。拍一个字花五分钱,标点符号算半个字,母亲要花最少的钱催款,措词又要有分量,否则无法达到目的。她踌躇好长时间,毅然在电报纸上写下二十个字:
“糖厂领导,再不送款,我和孩子跳楼。孙志刚。”
拍电报用去一元钱,我们再次分文没有了。母亲平静地对旅店服务台说:
“我发回电报了,请再耐心等两天。”
现在只有等待了。
后来,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艾平,怎么说呢,说实在的,我心里矛盾极了,要不为你们,我早该跟你爸爸去了,没有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我可怜你爸爸,可怜我自己,特别可怜孩子。你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跟着大人受牵连,尤其使我痛心。我为把你们带到糖厂有愧,也不想让你们受苦,可是什么也改变不了。要能把你们送走就好了,又送到哪儿去呢?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使我加倍不安!我领你吃完那顿饱饭之后,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交完钱,好像对自己生活中的全部牵挂都结了账,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去死。我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再用梦幻欺骗自己,一心想一了百了。前有困在北京,旅店撵我们走,身上分文没有;后有糖厂造反派威胁,一切后果自负,若不回去就算总账。回去多挨几顿毒打倒无所谓,没法儿还欠款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越往下想越觉得没有活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本想让你吃个饱一起走。你哭了,说姐姐妹妹怎么办?
我被你的警告吓呆啦,我疯啦,怎么忘了她们?一说起她们心乱如麻。是啊,我撒手去了落个清静,她们不得哭死!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再大的压力也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说什么也得给孩子留一条生路呀……再说我自寻绝路,也对不起你含冤死去的爸爸。我在送他去火葬场的车上就想死过一次,但我没死,发誓一定要把你们拉扯成人。我求你爸爸给我力量,在我们还有力气和希望的时候,让我们保存希望,活下去就有希望。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再也不想死了!
我问母亲,那你怎么给糖厂打电报说要跳楼?
你记得么?你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是威胁他们,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想开了,要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尽自己的力量向好的方面发展,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完全绝望。我不死,看谁能笑到最后。坚信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让那些造反派都受到惩罚,不管经受多少苦难,除非打死了没有办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话说回来,你见过上吊的人到处买绳子么?那是他不想死,威胁别人。我也是,不给厂里施加压力,他们是不会痛快出钱的。电报打出去,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再怎么说也是人命关天!
我们娘俩靠着开水又度过一天,像快要淹死的人等待着获救的最后一线希望。虽然我们知道,等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可是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咬紧牙关一直等待下去。
第三天早晨,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糖厂学校的老师赵景新。母亲判断对了,造反派头头色厉内荏,生怕母亲带我跳楼,让他担两条命的责任,马上派人到北京来把娘俩稳住,带我们回去再说。我欣喜若狂,郁积心头的愁云顿时消散,总算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母亲又领我去过一次同仁医院,带回诊断书和一些药品,娘俩逃跑一样跟着赵老师登上返回齐齐哈尔的列车,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几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这样凄凄楚楚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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