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心脏的跳动连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脉搏。
无论糖厂的造反派还是走资派,都时刻关注着北京的声音,揣度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很明显,造反派和走资派希望的中央精神大相径庭。
特别那些刚刚掌权的造反派头头,他们不仅对亲属,而且对本人也隐藏起自己的内心状态,无不希望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越久越好,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人砸烂了过去的权力机构,让走资派声名狼藉,其实内心也都在打鼓,害怕有朝一日走资派翻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往往运动一完,便让他们遭受与自己的牺牲者同样的命运,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所以干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而上面一有精神就兴风作浪。走资派们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一有最新指示发表,虽不许乱说乱动,还是偷偷奔走相告,希望能导致某种转机,工作生活恢复正常,鼓励对方和自己千万挺住。他们都一直在等待和企求这个日子到来,坚信共产党的天下乱不了,造反派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害人到头来必害自己。”
必须思考的是,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问题:这个时期大众包括走资派暴露出的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就是盲从。既然集权主义社会体制的超暴力已经彻底摧垮了人的独立思维,那么这种盲从,或者说自我保全,就会表现在良心的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之中,从而使我们基本上丧失了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母亲之所以忍辱负重,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支撑自己,任造反派摧残折磨。她坚信不管什么事情都有终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也和其他运动一样不出一年便会结束,她当然会渡过这个难关,一阵狂风骤雨滚过便是风和日丽,她很快就能站出来说真话(只不过,随着时日的消逝,她的这种自信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减弱了)。要知道,有许多走资派的处境还要糟糕。”她说,“咱们至少还发工资,有粗茶淡饭吃,有遮风挡雨的窝住。好比前面的人骑马,咱们骑驴,回头看看还有光脚走的。知足者常乐!”
事物和行为总因观察方面不同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我听完愈发糊涂了,母亲你已经被整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还有什么可乐的呢?
北京传来的消息令造反派扬眉吐气,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大造“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舆论,乱中夺权,乱中取胜,最终“乱了敌人,好了我们”!母亲的神情愈发茫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何止是茫然,已经变成深深的忧伤。继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等人之后,又有一大批国家领导人被揪出来。阶级斗争不断升温,一片昏天黑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一跃成为国家副主席,军队副统帅。在各级造反大会上,由原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到现在的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糖厂俱乐部的大喇叭又播出新内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一举将旧十七年统治文化领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撵下舞台,亮出“文革”胜利的伟大成果。她亲手抓的革命现代样板戏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杜鹃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广播里除了播新闻和转播现场批判大会实况,差不多天天放样板戏唱段。“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时间,糖厂的职工家属都成了传播新生事物的干将,大人孩子都能唱几句: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我当然也不例外,也能哼哼几句: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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