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红卫兵串联学回来的第一个经验:向毛主席“敬献忠心”。他们用铁板制成一个一间平房大的“忠”字,竖立在糖厂东大门上,表明全厂学生、职工无限忠于毛主席。
几天之内,办公室的门上、窗上、办公桌上,贴满大大小小的“忠”字,楼房墙壁上也用红油漆刷满“忠”字。混乱在继续,连大家平常用的东西,如茶缸、脸盆、牙具这样的盥洗用品,和被套、毛巾、手帕等纺织品,也都被喷上“忠”字或印上毛主席语录。大院里的家家户户竞相效仿,都怕被视为落后分子,用红纸剪成的忠心或忠字,像窗花一样贴满屋里屋外的窗户,甚至衣服上也绣上忠心。唯有走资派的家里不许贴忠字,必须在大门贴上一颗黑心,表明你是阶级敌人。若不主动给自己贴上黑心,造反派就会给你家门板贴上黑心。这算什么,不讲道理,我没黑心呀!我想出个抵制的办法,在门上贴一幅毛主席像,这下子治住了他们,谁也不敢胆大包天在领袖周围贴黑心,否则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走资派家的孩子也效法我,搞得来贴黑心的人憋气加窝火,又不好说什么,只得灰溜溜走人。
然而好景不长。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大权在握,绝不甘心栽在我的小聪明里,这样的日子也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他们觉得自尊心受了损害,马上想出报复的办法。紧急集合起鬼队,勒令走资派们胸前背后缝块白布,监狱里的犯人一样用毛笔画上黑心,无论家里家外都不准摘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下定是非。这一招儿够绝的,牛鬼蛇神统统变成牵线木偶,找块白布画上黑心戴在胸前背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不可想象,犹如当年纳粹占领区犹太人胸前佩带的黄星。我为母亲难过,她做了两颗黑心,像扑克牌上的黑桃皇后一样别在胸前背后。出去打扫厕所时,红卫兵仍觉得黑心太小,痛打她一顿,将整个后背都用墨水画成黑心。美其名曰:“这叫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扒了你孙志刚的皮,认出你的骨头,走哪儿都跑不了!”
久而久之,母亲戴着黑心上下班也无所谓了,很多人指指点点,她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母亲自嘲道。习惯成自然,就像打扫厕所,久闻不知其臭了。总之,情况还不算太糟,至少眼下是这样。我脸上讪讪的,母亲你哪怕暂时躲一阵子也好,何必硬挺着。但是母亲从没想到过逃跑,也可能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这样做,我在她的脸上找不到生气的模样,真不知道她是神经麻木还是没了感觉?我想不出来,只觉内心里难受、窝囊,而且也不能理解。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造反派卸磨杀驴,那么令人心寒齿冷,你却没想和梁师傅那样一走了之?
母亲沉默了很久,给我一个终生都悲哀的答案。
“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解放区的地,你往哪儿跑?”她说,“走资派不是资本家,家里一点儿底子都没有,我们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除了打仗没别的本事。再说我们岁数大了,谁愿意找麻烦,就是跑,也没有年轻人的闯劲了,一切重头开始谈何容易,要是那样的话,靠什么活命?不管怎么苦苦熬着,国家还发一份糊口的工资,养活你们三个孩子。从那时我就发狠,只要我有一口气,就再不能让你们当‘万金油’干部,说什么也得学门活命的手艺!”
我知道“万金油”是一种抹上去凉嗖嗖的药膏,头疼脑热,蚊虫叮咬什么病都治,什么病也治不了。问:
“那你怎么能当学校支部书记呢?”
“党让我干啥就干啥,‘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谁不会。”
“没那么简单吧,”我认为母亲是误人子弟,“一个教育工作者,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孩子?”
“我们是基层管理干部,”母亲站起身,在屋里走着,又重新在写字台旁坐下,认真地说。“当初土八路接管城市,哪来那么多人才,大部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吓跑了,共产党只能挖掘自己内部的潜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就算有些文化的党员,是师范毕业生,不管怎么说,你打下政权也不会拱手交给别人。”
母亲的解释不无道理,那是一个没有隐私,没有尊严,没有人权和法制的年代。由于对党的忠诚,由于潜在的求生本能,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谁都不想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一辈子养成的服从作风根深蒂固,除了一声不吭俯首屈服,没有别的办法。但造反派把我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母亲你为什么不让一个孩子大杖则走?人生有时候是多么奇怪,多么无情,起码弃学也不失权宜之计。我没有工资,凭什么也和你一样硬挺着挨批挨斗,劳动改造?这又是谁让你“上传下达”的?
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真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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