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中旬，报纸上刊登出最新指示：“革命大串联好得很。”
毛主席开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齐齐哈尔的学生闻风而动，展开革命大串联。糖厂子弟学校初中的学生，三个一帮、五个一伙成立起“红万代”、“千钧棒”、“鬼见愁”、“从头越”战斗队，也到全国各地进行新长征了。有胆大的同学一到北京就收不住脚，趁机逛遍祖国的天南地北，名山大川。偶尔回来的人讲起外面的世界，眉飞色舞，精彩纷呈。什么免费乘车，免费乘船，免费住宿，免费吃饭……总而言之，不管到什么地方，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所向披靡，没人敢怀疑它的正义和崇高，当地政府一律包你吃好睡好玩好。这令所有没机会出去的低年级孩子羡慕不已，我当然毫不例外。家里管得严的孩子一般都不敢出去，只得留在家里做逍遥派。串出经验的孩子则继续骑马挎枪走天下，进行真正的免费旅游。逛完北京去上海，逛过上海奔广州，最后一站大抵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那标志着他或她已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没什么感兴趣的地方游逛了。
高年级的学生每次回来都拿出一大沓子照片，他们有的去过西双版纳，有的去过峨嵋山，有的还去过敦煌，向我们这些没串联过的孩子炫耀游历的地方，以此证明他们每到一处串联的革命业绩：打倒过多少牛鬼蛇神，冲击过多少党政机构，砸烂过多少历史文物。常常是出去没带一分钱，归来还带回一大笔补助费，简直成了串联暴发户！我恨不能也出去一试身手，可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谁也不许我加入他们的战斗队。我心里不服气，坐火车算什么新长征，有本事像北京的红卫兵那样走着去韶山呀！听说市里的学校组织过长征队，出发前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参加长征的红卫兵信誓旦旦，毛主席号召革命小将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我们一定要徒步走过千山万水，将韶山的革命火种带回齐齐哈尔，把长征的接力赛永远传递下去。家长担心他们还是些半大孩子，不放心，怕路上出事。他们回答，当年毛主席率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上有蒋介石的飞机轰炸，下有国民党各路军阀围追堵截，怕过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怕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可他们出发后没走到大庆就灰溜溜地解散了，为什么？长征队在荒野里遇到一只狼，谁也不敢再拿性命冒险了。
“哼，那么多人碰到一只狼就吓退了，真上战场冲锋打仗，枪声一响还不吓尿裤子。要是允许我长征，绝对一往无前！”我安慰自己道，心里平衡许多，随即将烦恼置之脑后。马上又有些不平衡的是，和姐姐要好的几个同学成立一个“花枝俏”战斗队，吸收姐姐加入他们的革命组织，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姐姐向母亲要了十元钱作路费，和同学们一起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北京革命大串联了。
对我来说，去北京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糖厂“文革”的主力、化工学校的实习生，也加入大串联的洪流之中。糖厂的造反派一下子失去主心骨，掀不起大批判的新高潮了。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转播起实况报导，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一次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喊声充斥于天地之间。
学校停课闹革命，母亲不用打扫教室卫生了。造反派唯恐学校的鬼队闲着，将他们并入厂里的鬼队一起劳动改造。要说糖厂“文革”真有胜利成果，我看百分之百是体现家属区的卫生环境改观上。近几个月来，清洁工也戴上红袖章造反了，大批特批起全国掏粪模范时传祥，大院里再没有人愿为资产阶级打扫卫生，清除粪便。问题是无产阶级也得吃喝拉撒睡，也要不断制造垃圾，家属区有几十趟平房，每天倒出多少垃圾，谁又能分清那些废物姓“资”还是姓“无”？狭窄的街道垃圾成山，污水横流，苍蝇蚊子乱飞，下过雨后全是黏糊糊的泥浆，臊臭难闻，无论造反派还是走资派上下班都像逃离垃圾场似的一溜儿小跑。公共厕所就更没法儿进了，茅坑边遍布粪便，过道上尿水成河，肥大的白蛆爬满墙壁，苍蝇成群飞舞，令人无处下脚。那也不能不上厕所呀，人憋极了，只得捂着鼻子硬着头皮方便，你必须十二分留神，时刻提防墙壁上的白蛆掉在自己的脑袋上。
造反派头头们头疼了，调来鬼队顶替造反的清洁工。走资派们推着铁架子手推车，扛起扫帚打扫起家属区的环境卫生。我的母亲是糖厂鬼队里唯一的女鬼，理所当然负责起女厕所的卫生，男鬼们则负责清除垃圾，平整街道。他们上午扫过来，下午扫过去，一早一晚从不耽误。这一措施立竿见影，泥泞的街道铺上一层炉渣，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两旁还挖起排水沟。厕所里也焕然一新，屎尿被铲除干净，过道铺上一层石灰，蛆和苍蝇都被石灰杀死，臊臭气也荡然无存了。
我最佩服的是我们的副校长赵关键，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生活一向持“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似乎成败得失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都能安之若素。过去当校长时，总是戴着副金丝眼镜，发型梳理得一丝不乱，裤线笔挺，皮鞋擦得能晃出人影。现在却斯文扫地，金丝眼镜换作黑框眼镜，怕别人认出来似地匆匆走过。你看他穿双高筒雨靴，挽着工作服袖口，拉着粪车逐个厕所掏粪池子，干什么事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说“臭老九”拈轻怕重，我看着实冤枉。
赵关键几近完美的敬业精神值得每个有良心的人效仿。他扛起掏粪勺，每走到一处厕所便清清嗓子朝里面轻声喊道：“厕所里有人吗，我要掏粪啦！”若是女厕所有人，里面必定咳嗽一声示意有人。男厕所里面有人，则答应一声：“急个鸟！”此时赵关键决不敢贸然动手，定诚惶诚恐守在外面，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吸起来恭候。碰上女的不耐烦时骂他一句“流氓”，出来后红着脸哧哧笑着，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赵关键则背过身子，低下头。因为高度近视，怕自己没看清楚，里面的男男女女提上裤子走人以后，他还要接上一支烟等待一会儿，确信没有动静再行工作。唯恐掏粪时不小心让粪便迸溅到哪个造反派尊贵的屁股上，说他故意进行阶级报复，那可是罪上加罪。碰上个好事的人，提着裤子走出厕所问他一句：
“赵关键，现在关键是什么？”
赵关键肯定回答：
“关键是态度老实！”
不单单赵关键，所有的走资派对劳动改造都显示出极度的虔诚，都认为自己有罪，想通过汗水洗刷罪过，由鬼变人，重见天日。即使是党委书记冯叔叔也幼稚得可笑，看上去他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严寒冻成冰坨，仍保持乐观，准备接受命运的打击。冯叔叔坚持认为“文革”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情，相信明天早晨一觉醒来境遇就会有所改善。他经常鼓励周围的牛鬼蛇神：“再挺一阵子吧，等待不会久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将来必定拉清单’。”后两句是冯叔叔从电影《小兵张嘎》中借用的台词，意味特别深长。说不上是自欺欺人，看起来也不无道理。但他们还不懂得当时正在形成的历史，等待的时间太久、太久，整整十年过去之后我们才熬到出头之日。
岁月蹉跎，空悲切，白了少年头。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宝贵的十年，这笔账又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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