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打起喷嚏。母亲盯着父亲的面孔，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否经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了！”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些得意忘形，忘记已经多年没有真正的生活了！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了！”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儿。”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答应着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一边说着，一边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不好意思。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烟雾，仿佛在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下午的太阳晒得厉害，车厢里倒还凉风习习，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驶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里面停满了机车、货运车厢、平板货车、油槽车。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久别多年似的。车站出现了，就要到终点齐齐哈尔了。火车头停下来之前，车厢一直在震动，月台上忙乱起来，准备接站的人越来越多。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五口人……

　　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四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扔下我们独自走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已不复存在。他走了，走得那么早，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永恒的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儿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需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

　　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母亲终生遗憾，如果齐齐哈尔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糖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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