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手，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家看出来。同时我也不能理解死亡，相信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命运。我记得当时在我的心灵里产生一系列问号，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以死亡结束的生命？而我得不到答案，竭力想忘记死亡，仿佛死亡不存在似的。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直起身子，手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瞑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
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流下面颊，鼻子和两腮都发痒，头脑怎么也清醒不过来，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嘴巴依旧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快去。”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身边，拿起他的手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衣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绵的，还有些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眉毛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意见反映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他以自杀抗拒运动，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有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抗拒着令她憎恨的势力。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办法交代，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做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还要你承担全部的政治责任！”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所谓牛棚，就是把牛鬼蛇神抓起来，关进隔离室审查，派人看管，完全失去自由），抬出来的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已不复存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的身体，我强忍着泪水站在那里，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
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儿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做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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