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发表于《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年第2 期，值此疫情全球肆虐之际，再看萨特关于匮乏的论断，不能不叹服他的远见卓识——人类处于匮乏状态，在此次疫情大爆发中更加暴露无遗。】
关于匮乏的思想是萨特人学理论的基石。
初看起来，匮乏（scarcity）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匮乏就是人所拥有或能够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其需要。但这里须作两点界定。首先，就原初意义讲，这里所指的需要，是人能生存下去的那些最基本的需要，如为了不饿死，必须摄入食物和水分；为了不冻死，必须穿戴保暖衣物；为了不被其它动物侵害，必须居住保证安全的房屋，等等。总之，这里所说的需要，是人为了避免作为一个有机体和生命遭到灭亡而必须满足的那些需要，而不是泛指一切。那么，匮乏也就是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那些物资的缺乏。其次，匮乏是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类社会而言，就是说，全社会拥有或可能生产的物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指个别的或部分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萨特所说的需要还包括另一种，即“由于人的贪欲而引起的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主要表现为生活于一个有限世界中的居民与贪欲的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贪欲造成的人类需要是无尽的，它对物的要求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得到满足的，由它引起的匮乏甚至较前一种匮乏更甚，它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甚至会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4](p.126)但该观点并未引用萨特的原话，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也没有找到类似的话。
不过萨特晚年在谈匮乏问题时确实说到这一层意思。他在回答美国哲学家的问题时说：
“还有另一种匮乏，来自人的需求── 一种随心所欲的不被他人限制的需求──同供给数量的关系。”“欲求，意愿，运用物体作为工具的必要性，有时使得需求成为无限制的，而所要求的物体在一个地区或地球上数量又有限。”同时他也肯定地谈到，这只是匮乏概念引申的意义，就匮乏的本义而言，它所指的是一种“客观的缺乏”，即并非由于人的贪欲所致，而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1](p.135-136)
从《辩证理性批判》的内容看，当时萨特所说的匮乏应该不包含这种引申义，或者至少主要不是指这一层意思。否则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意义。萨特说过，人类处于匮乏状态完全是偶然的；设想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里，是完全可以的；或者也可以假定其它星球的有机体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匮乏的环境里。[2](p.123-124)如果匮乏主要指人的贪欲造成的情况，那么确实如上述学者所说，“贪欲造成的人类需要是无尽的，它对物的要求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得到满足的。”这样，不仅在地球这一自然环境里，人类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是不匮乏的，萨特所说的偶然性就不复存在，而成了必然性。
在萨特看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匮乏之中。“整个人类的发展，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在同匮乏作艰苦的斗争。”[2](p.123)
萨特提出这一思想，有什么根据？他主要是根据经验的观察：“实际情况是，经过几千年历史，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仍然是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因此，尽管匮乏具有偶然性，它是一种十分基本的人类关系，对于自然和人来说都是这样。” [2](p.123-124)他还说：“谁也无权把不发达社会中严重存在的对饥荒的恐惧或封建社会里农民面临饥饿幽灵时的巨大恐慌仅仅看作主观感觉。……即使在今天，也确实有成百万的人因饥饿而死。”[2](p.149-150) 在当代，人类社会的特征仍然是匮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匮乏理解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
萨特的这些论证进一步说明，他所说的匮乏就是指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全体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萨特这一思想显然与通常的观点相悖。通行的看法是：人类在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存在着食物等生存必需品的匮乏；而人类跨出原始状态的第一步，就是以匮乏的消除为前提的：由于生产力提高，社会有了多余产品，于是有了私有财产，原始社会解体，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就是说，萨特所说的那种匮乏，在人类摆脱原始状态后就不存在了。
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看法也与萨特相反。萨特自己说：“马克思并不认为原始人或封建社会的人生活在匮乏的统治之中。他认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运用资源，而不是生活在匮乏中。”[1]（p.13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解释确实让我们相信，社会只要将工具掌握在手中，并按照自身的有机组织来作划分，它就总是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2] (145-146)
虽然萨特关于匮乏的思想与马克思有根本不同，但他认为，他的这一发现决非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也不是对其理论的补充，而只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体系。
对萨特的这一说法可以作如下理解：首先，马克思将劳动规定为人类社会关系有机组织的真正基础，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在这一根本点上，萨特是完全赞同马克思的，并且认为同自己的理论假设毫无矛盾：在没有匮乏的情况下，作为辩证实践的劳动仍然可以存在。[2] （p.124）有论者说，萨特将匮乏看作劳动的根据，认为如果没有匮乏，人不会去劳动，“只有匮乏才会迫使人去劳动。”[3]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按照萨特的理论假设，绝对匮乏仍然是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但相对匮乏成为主要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绝对匮乏通过愈演愈烈的相对匮乏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分析，除了背景和最深层次的基础问题外，他也是可以认同的。
尽管有这些认同，萨特同马克思在匮乏问题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必定导致他同马克思在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出现社会分工，在此基础上造成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但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为什么必定不可避免地变成对抗？劳动的社会分工是一种积极的差别，为什么应该转变成阶级斗争，即转变成消极的差别？马克思认为是由于原始匮乏的消除，由于多余产品而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萨特的看法正好相反：这一问题唯一可能的回答是，由于匮乏，社会必然选择它的死亡者和营养不良者。
萨特论证说，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劳动产品的数量高于（哪怕是略高于）社会的真正需要，这时由一个不从事劳动的群体来管理社会，在其成员较少的情况下，分享多余产品，并不必然导致群体（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且这种状况也没有必要改变。只有假定是另一种情况，即社会产品的数量总是少于（哪怕是略少于）社会成员的需求，那个非生产性的管理群体才是肯定多余的，非必需的。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对他人的生存构成威胁；它只有在选择被清除的多余人口，也就是让劳动者营养不良或一部分人死亡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而它自身也永远处于被清除的危险之中，因为劳动者同它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2](p.149-150)
因此，匮乏是我们理解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必然性之基本框架。匮乏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原初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事实。萨特不同意说“匮乏是社会的”，认为应该反过来说，社会是在匮乏之后形成的；阶级和国家也一样。[1](p.136)
萨特引用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的话：“生产关系总体上构成了被称之为社会关系的东西，也就是社会。”他接着说：“我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2](p.146)萨特在另一个地方说：“在匮乏的条件下，任何特定社会的所有结构取决于生产方式。”[2](p.153)
这里我们看到萨特对马克思基本社会思想态度的两重性：一方面，完全赞同；另一方面：加上“匮乏”作为限定条件。在萨特看来，马克思十分正确的社会思想还缺乏应有的基础。因此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要超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看来，表明我超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是，我是从存在开始，也就是从比阶级更广泛的领域即与动物和无生命物也有关涉的问题开始，提出了阶级和社会问题。这是提出阶级问题的起点，我确信这一点。”[1](p.113)这里所说的仍然是匮乏。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是劳动和人的辩证实践，在这一点上萨特与之认同。但如果没有匮乏，仅由劳动还得不出阶级斗争的必然性。
有论者说，萨特“否定人在匮乏面前的阶级差别”。[3]从以上所引萨特的有关论述看，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萨特并没有否定人在匮乏面前的阶级差别，他只是将阶级对立和斗争的根源建立在匮乏之上，而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差别，而是对立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本身他并不否认。晚年萨特在一次访谈中说，“在我发现阶级斗争时，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我现在仍然相信这种发现，相信马克思描述它的方式。”[1]（p.201）
该论者还认为，萨特“并不懂得是由于私有制度造成了匮乏，而不是匮乏造成了人与人的全面敌对关系，所以萨特从匮乏概念引发出的关于人和历史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在客观上，萨特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士。”[3]
我认为这一评价是不恰当的。如果说是“由于私有制度造成了匮乏”，那么，在私有制形成前的原始社会，就不存在匮乏吗？这显然与我们所知的历史事实不合。萨特并不以为私有制、阶级压迫和剥削对于人类的匮乏状态毫不重要或毫无影响；他承认这种影响是重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他说：“最大的匮乏显然总是建立在社会压抑之上的。”[1](p.136) 而这跟下述前提并不必然是矛盾冲突的：匮乏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初现象，而社会是在匮乏之后形成的。
正因为如此，萨特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观念、阶级观念“作为研究的要素仍然是有价值的”，是他一直要保留的。 [1](p.121)而他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虽然“也不能导致匮乏的消灭”，“但显然可以寻求和得到对待匮乏的方法。” [1](p.137)由此可见，说萨特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人类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环境里？萨特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匮乏是一种我们同物质单一关系的偶然确定。”[2](p.125)然而这一偶然事件一旦发生，便开始成为一种必然性。而且越到后来，偶然性的成分越少，必然性的成分越多。于是匮乏便成了人类的一种命运。或者更确切地说，匮乏成了非人性的人性。
在匮乏的情况下，一个人对所有的他人来说，是一个非人的人；而所有的他人对这个人来说，也都是非人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不可能人性地对待；这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另外的人性这回事。如果把人与人之间共通的东西称之为人性的话，所谓的人性就是这种非人性的人性。实际上它是因匮乏而造成的一种物质否定性，一种惰性结构，已经被我们内在化，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正是这种“匮乏内在化为人性结构”的思想使萨特区别于那些同样强调匮乏作用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等。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将匮乏当作一个基本问题，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就是对处于匮乏情景之中的人之研究。但是，他们的基本理论假设却是：人一开始就是他所是的那个样子，其本性与匮乏无涉，而匮乏是从外部来决定人的。匮乏并不是一个与人类历史一体化的人类事实，它只是这个残酷的自然界表现出的恶意。
由于有这种根本区别，萨特认为，他对匮乏的重新发现和强调，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中去，而是要突出因匮乏而产生的否定性，使它易于理解，因为它显然是历史辩证法的动力。而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也运用了辩证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匮乏（虽然只是相对匮乏）看作人类的基本事实，他们的思想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至于消除匮乏的前景，马克思认为绝对匮乏并不存在，而相对匮乏仅仅由旧的生产方式所造成，所以在他看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相对匮乏也必将彻底消除，人类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萨特在一般意义上不否认人类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里，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可能达到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种或然性。他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即持续不断的累积式的进步持怀疑态度。萨特看不到这样一种前景：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劳动产品丰富到足以彻底消除匮乏阴影的程度。他丝毫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他认为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消除匮乏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看来，彻底消除相对匮乏之前的整个时期，都是人类的“史前时期”，人性的真正体现或复归，是在这之后。到那时，人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人。而萨特的看法正好相反：一旦匮乏消除，我们作为人的特性也就消失了；这种特性既然是历史性的，那么历史的现实特性同样会消失。也就是说，到那时，人已经不复为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或告一段落。至于新的人类（如果还可以称为人的话）和历史是什么，那已经不属于他思考的范围。
至少在匮乏问题上可以看出，萨特的哲学（人学）思想同马克思的思想有根本差别。然而萨特在写《辩证理性批判》时却认为，他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哲学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他的思想（被人们称作存在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飞地”，即对它的某些空白的补充。萨特对两者关系的这种定位很难说是准确的。
十多年以后，萨特对这种关系重新作了界定。他认为，《辩证理性批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它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他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同的哲学，同马克思的哲学有着联系，但不被其所包含。[1](p.120-121)应该说，这种重新定位要比以前准确得多。
萨特强调匮乏，将它视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匮乏只是使人类历史成为可能的基础，而不是实在性的基础。作为历史发展的实在性基础，是处于匮乏状态的个体的实践活动。我们说个体生活在匮乏的环境里，这种说法还是抽象的。在每一个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必然被社会的统治者或社会制度惯例选择为牺牲者；根据匮乏的总体情况，需要清除的多余人口的规模也可以确定。但在这个阶级内部，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命运仍然具有某种非规定性：他们既可能成为幸存者，也可能确定地成为被清除的多余成员。
出于生存的需要，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力求成为幸存者，这也是他必须以劳动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根本原因，劳动就是人对匮乏造成的威胁之超越。他所生产的物品在同人的关系中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是匮乏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一种在场的实在的存在，他生产它们、拥有它们、消费它们，等等。在此过程中，他朝着自己的目标超越它们所代表的匮乏，他的实践是对匮乏的否定，是一种积极的获得。制造一件工具或一种消费对象，就是用否定之否定来消除匮乏。所以个体的劳动（同时是社会的劳动）放松了匮乏造成的紧张。
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超越活动同时也让匮乏得以实现或继续起作用，通过社会环境、通过他人转而反对自己。实际上，在匮乏的环境里，即使社会某个成员对其他人的情况毫不知情，甚至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匮乏，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消费某个产品都等于在此处剥夺了他获得和消费同类物品的机会。因此，每一个人都对他的生活构成威胁，每一个人都可能从物质上来消灭他的第一需要。他对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人的劳动是在匮乏的情况下，用一种对匮乏的特殊否定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匮乏仍然是一个根本关系，正因为个体和群体处于匮乏之中，它们才有资格同匮乏作斗争，为的是摧毁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匮乏既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统一，又是人类关系中的某种契机，它经常被超越，部分被摧毁，但总能获得再生。有了匮乏，才有对匮乏的超越；有了对匮乏的超越，匮乏才由可能的紧张变为现实。这两个相对而相依的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
[参考文献]
[1]萨特．萨特自述．黄忠晶等编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 Sartre Jean-Paul.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Ⅰ, London, Verso Pr.,1976.
[3] 张康之：“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匮乏’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6期。
[4]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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