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发表于《粤海风》2004年第一期】
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有一篇针对拙作《并非为萨特和波伏瓦辩护》的文章。（《作为女人的波伏瓦》，作者施依秀，载于《粤海风》2003年第4期）在接到朋友寄来的该杂志前，我在网上看到该文的电子版。后来对照纸版杂志，发现它们的正文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电子版多了一个副标题——“从《并非为萨特和波伏瓦辩 其实有人愿意讨论萨特和波伏瓦，我是十分高兴的；在研究萨特和波伏瓦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寂寞，因为他们早就不是什么热门人物；比较年轻一点的，哪怕是大学生，很难找出几个认真看过他们东西的人来，有的甚至就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的名字。有人对我的文章作出反应，我更是高兴，这说明对方至少是有点认真地看过我写的东西。
认真拜读了施女士的这篇文章，我的总体印象是，该文整个论述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在谈论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时，施女士同我在文章中批评的董鼎山、保罗.约翰逊一样，并没有认真读过多少有关萨特和波伏瓦的第一手资料。她在说明两者的关系时，引证的是一篇评论文章（姜云飞：《波伏瓦：“变”来的女权主义者》）中的论述，没有援引萨特和波伏瓦本人的任何自述资料，甚至连波伏瓦的回忆录——这应该是探究两者关系的最基本的材料——都没有引用。从施女士的文章可以看出，她读过的波伏瓦的著作大约有《第二性》，也许还有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但仅仅读这两本书，对于把握波伏瓦这个人以及她与萨特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在几乎没有掌握萨特和波伏瓦任何有价值的传记材料的情况下，却要深谈他们的关系，怎么可能不出错呢？下面尝试列举该文几个十分明显的错误，与施女士商榷。
一、波伏瓦为什么哭泣
该文立论的第一个事实根据的是波伏瓦的哭泣。该文多处提到波伏瓦的哭泣：“她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因两人的关系而使心灵受到的创伤，她曾因痛苦而彻夜哭泣”；“陷入因痛苦而彻夜哭泣的折磨中”，而萨特是“痛苦的施加者”。
就我的印象所及，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从来没有波伏瓦因萨特对她“不忠”、因两人关系而痛苦哭泣的叙述。该文这样说不知有何根据？
回忆录中比较详细叙述的痛苦哭泣，是波伏瓦同她的美国情人阿格林相处的时候发生的。原因是，阿格林希望独占波伏瓦，希望波伏瓦放弃同萨特的关系，而波伏瓦无法满足对方的这一要求，由此引发他俩的矛盾和冲突，并最终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和结束。这里没有萨特的什么事。值得一提的是，当阿格林以波伏瓦情人身份来到巴黎时，由于波伏瓦早就向萨特介绍过阿格林的情况，萨特对他有一见如故之感，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在一起谈论铁托，并对毛泽东议论了很久。
回忆录中还有一处对于哭泣的描述：那是比波伏瓦小17岁的朗兹曼首次向她提出约会的时候，不过这不是痛苦的泪水，而是幸福。
在波伏瓦最后一部回忆录《永别的仪式》中，有多处她哭泣的记述，那都是因为担心萨特的健康而产生的（萨特晚年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没有一处是“因两人的关系而使心灵受到的创伤”。相反的，波伏瓦相信同年轻女性交往有助于萨特恢复生命的活力，她衷心希望萨特能够多与她们交往。
因萨特与其他女人的关系而感到痛苦，波伏瓦只有一次，那是当她从萨特那里得知，他同美国的多洛丽丝有一种“深层和谐关系”，波伏瓦自问，对萨特来说，这种关系是否比她和他之间的理解更为重要。这时她并未像施女士想象的那样，躲在一旁去哭泣，而是直接向萨特发问（他俩之间有了问题一向如此）：“坦率地说，我和多洛丽丝，谁对你更为重要？”而萨特的回答最终打消了波伏瓦的疑虑，他俩的关系经受了考验。（顺便说一下，萨特与多洛丽丝的关系也是因为多洛丽丝要求独占萨特而最终导致破裂，萨特与她彻底断绝往来。）
就波伏瓦的性格，可以断言的是，如果萨特确实是她的痛苦之源，她决不会一方面为此痛哭不已，另一方面又继续同他保持关系。她只会很快与对方一刀两断。
二、《第二性》和《人总是要死的》能说明什么
施女士立论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波伏瓦的《第二性》和《人总是要死的》。
通观该文，有一个基本思想：波伏瓦能够写出《第二性》，萨特对她的态度、同她的关系让她深深感受到这个“男权社会”的压力、感受到“女人是后天造成的”，是一个主要原因。萨特成了给她以痛苦和伤害的男权社会的代表。果真是这样吗？
据波伏瓦的回忆录，她是这样萌发写作《第二性》的念头的：在一个写作的空挡时期，她一度打算写一部无情解剖自己的小说，把自己亮在别人面前。她做了些笔记，还同萨特作了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波伏瓦发现，头脑中常常冒出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开始她以为这很简单，作为一个女人，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地位卑下。但萨特不同意她对自己的认识，他说：“不对！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循着这种思路探索，波伏瓦有了新的发现：她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男性至上的世界，她自幼接受的观念全都是男性们创造的神话；如果她是男孩，会对这一切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这样，她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把原先要写的小说放在一边，开始去图书馆借阅有关资料，准备专心研究，广泛深入地探求女性问题，把关于女性的神话彻底搞清楚。
由此可知，《第二性》确实是在萨特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不是如施女士所说的那样，是萨特对波伏瓦的男权主义态度刺激了她所至；恰恰相反，从波伏瓦个人经历来讲，她从未感受过作为一个女人的地位低下；在萨特的启发下，她才开始深入思考生活在一个男性至上世界里的女性问题。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说，她在《第二性》中对女性问题进行了十分严肃认真的探讨，在这一方面萨特给了她不少中肯的建议。她还特别批评了一些评论者，他们认为，她是由于遭遇了个人不幸才写出这样一部书。她说这是对她的曲解。波伏瓦明确指出，她本人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而有痛苦意识；恰恰相反，正因为她从年轻时就融合了两性的优势，才能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探究女性问题。
以上波伏瓦的这些自我评论不知施女士看过没有？如果看过，不知施女士凭什么可以否弃波伏瓦的话，而继续那些被波伏瓦称为对她的作品曲解的议论？如果没有看过，说明施女士在分析和评论《第二性》时缺乏对波伏瓦的必要了解，因而显示出一种随意性。
至于小说《人总是要死的》，按施女士的说法，其中的“男神”有着萨特的影子，而那位“凡女”则暗示着波伏瓦在精神上摆脱不掉的对“男神”的仰视。于是这部小说也就带有波伏瓦的心理自传的色彩。
实际上，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也明确谈到她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和想法：由于经历战争，生命与死亡的意义引起她注意；通过虚构一个永远不死者在人类历史中的种种经历，她探究了这一重大主题。永远不死者看起来无比幸福，实际上非常不幸：他无法懂得友谊和爱情的真正含义。这些感情的基础就在于，我们都是会死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既需要也能够在时间范围内发现绝对。而永远不死者是用上帝的眼光看待一切，通晓一切，完成一切，超越一切，同时又毁灭一切。
这部小说不含有任何自传的成分，它是通过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主题先行应该是写小说的一大忌讳，所以评论界的评价一般不高。波伏瓦后来也承认，相对于她以前的小说，这应该算是失败之作。
由上可知，施女士的分析可以说是毫无根据，什么“男神“（即永远不死者）暗示萨特，“凡女”（即女主人公雷吉娜）暗示波伏瓦自己，这完全是她想当然的产物；如果波伏瓦九泉有知，一定会被施女士的分析所震惊，以至于无话可说。
三、关于波伏瓦作为女人的天性
施女士在文章中再三强调了波伏瓦作为女人的天性（包括母性），认为她不结婚、放弃生育、不因爱生妒都是违反这种天性，其原因是为了顺应代表男权社会的萨特的意志和要求。事实是这样的吗？
还是在波伏瓦和萨特结识之初，她就感受到，萨特与她以前接触的男性有根本的不同：那些人总是把她纳入他们的世界，使她成为那个男性世界的附属物，而萨特充分理解和尊重她的独立性。当波伏瓦向萨特讲述她和表哥雅克的关系时，萨特鼓励她保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对自由的追求、对世界的好奇以及成为作家的决心，并愿意竭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她。萨特并不代表那个传统的男性世界，他自己就是那个世界的反叛者。例如，他从不打算结婚。他认为，应该蔑视法国社会公认的那一套社会制度和习俗，反对社会对个人私生活的任何干涉。
施女士认为，波伏瓦不结婚是迫于萨特的意志和压力，被迫压抑自己的天性。这一说法没有任何根据。波伏瓦在回忆录明确谈到结婚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她同萨特的观点完全一致。
与结婚问题联系在一起是生小孩的问题。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说，只有一种可能让他们考虑到结婚：想要孩子，但她和萨特都没有这个愿望。萨特本人从小没有父亲，他也不想成为父亲，他认为加上这一层关系纯粹是一种负担。波伏瓦以前在想到嫁给表兄雅克时，曾想过要孩子，自那以来她完全抛弃了这种想法。她同父母的关系淡漠，也没有什么家庭观念。她认为，现在同萨特的关系已经相当幸福完满，不需要用孩子作纽带来维系彼此的感情。
特别重要的是，她对文学有强烈的追求，她要成为一个作家，这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活动的自由，而有了孩子这一切可能成为泡影。１５岁时，朋友扎扎曾对她说：“生孩子和写书一样重要。”这话让她震惊。她从未有过类似的体会。在她看来，文学通过想象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生孩子似乎只是盲目地增加人口。
由此看来，波伏瓦并没有施女士所说的那种自然母性，她并不认为一个女人如果不生小孩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性。而她确立自己的想法时，还没有认识萨特。所以那种迫于萨特的压力而不要孩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波伏瓦对她与萨特结婚问题的考虑，施女士文章中有大段的分析，与上述材料相对照，可以看出，那完全是施女士一厢情愿的想当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施女士还认为，妒忌、排他性是女人的天性，而我在文章中把波伏瓦写成了“一位胸怀无比宽阔的大太太，反正在不动摇正室地位的基础上，别的随便丈夫怎么样了”。她认为波伏瓦不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异化而扭曲了自己的天性”。如果说波伏瓦同萨特的其他女人相处得还好，那也不过是在“男权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三妻四妾最后情同姐妹”而已。
施女士这番议论既是对我的文章的曲解，也是对波伏瓦和萨特关系的曲解。
早在认识萨特前，波伏瓦就具有一种要求男女两性在性关系上平等的意识。那时她有一个关系密切的朋友马厄，但马厄的性爱观则让她感到陈腐不堪。对方认为，男人和女人在性道德上可以有不同要求。在他看来，一个男子到了１８岁还是一个童男，这是不正常的，这人很可能有毛病。而一个女人则应该到了新婚之夜才献出自己的童贞。
波伏瓦坚决反对马厄的观点。她始终认为，男女两性在性道德上是平等的。如果说允许给男人以性自由，那么也就应该把同样的自由给予女性。
在结识萨特后，波伏瓦感到，在这一方面，萨特与马厄有根本区别。萨特认为，男女两性在性关系上有着同样的自由。他和波伏瓦约定，他俩不仅不应该相互欺骗，而且不应该相互隐瞒；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袒露给对方。他们的约定既是对忠实的承诺，又给了各自充分的自由。
这样一种关系在施女士那里却被曲解成“男权的一夫多妻制”、男人的“三妻四妾”。试问，男权的一夫多妻制，是否允许这个“一夫”的“多妻”们有与其他男性相处的性自由？“三妻四妾”们是否可以有自己的“三夫四公”？更何况萨特和波伏瓦终身未婚，与“妻”、“妾”、“大太太”“正室”之类有什么相干？我有一个总的印象：施女士所说的女人天性，恐怕更多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人的地位和心态，拿来用在生活在20世纪法国社会的波伏瓦身上，就显得牛头不对马嘴了。
施女士文章中还有为数不少的谬误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 一 列出。
在该文的开头，施女士声明并不否认我的文章资料的可靠性（因为她无法否认），但她说，这些资料由她来理解，却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
本来这确实是有可能的。任何资料都有两重性。首先，这些资料是客观的。某年某月某日萨特和波伏瓦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这是客观的。掌握这些客观事实是研究他们的基础。如果连基本的事实都不了解就去妄谈一个人，那既是对这个人的亵渎，也是对读者的误导甚至欺骗。
这些资料也是主观的。某年某月某日萨特和波伏瓦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如何看待它？它有什么意义？当问题进入这一层次时，资料就变成主观的了。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我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唯一的。我只是希望不同的看法是在同样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样才可能进行深入的有意义的对话甚至辩驳。
令人遗憾的是，我同施女士的对话或辩驳没有在这一层次进行。由上面论及的几个问题可以看出，施女士并非像她所说的那样，是在确认我提出的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实际上她完全不顾任何客观事实，以所谓“痛苦哭泣”（这是虚假事实）、两本书反映的情况（这也是虚假事实，而且特别牵强附会）和所谓“女人天性”（这是想当然的假定）来随意立论。于是我的回应也就不得不主要放在对那些基本事实的再次澄清上面。
施女士在文章中还表示出这样的意思：她是女人，因此她在理解波伏瓦上当然比我占有优势，她说：“黄先生好像完全不了解女人。”我不能认同这种说法。不能说既然是一个女人，就一定比男人更了解另一个女人。在有的情况下，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隔膜，可能比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隔膜更大，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要真正了解一个人，还其本来面目，首先得掌握大量关于他（她）的第一手资料，获取那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情况包括其个性特征、家庭、社会背景、人际交往等等，其次得全面深入地分析这些材料，细致地甄别其真伪，对看似矛盾冲突的零散材料给以合理解释，对种种事实给出合乎其应有意义的诠释，等等。最后，随着研究程度的不断深入，一个可以总体把握的“这一个”人才可能清晰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将这些切实的研究工夫弃之不顾，仅仅凭借自己与被研究者属于同性，就想当然地宣示一切，那么，最后所得必定不是想要得到的。施女士在文章的开头说，她不能证明自己的理解一定就是波伏瓦本人，但她试图还原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前半句话大概是表示谦虚，而我在通读了这篇文章后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她所理解的肯定不是波伏瓦其人。后半句话说得很有自信，我也十分认同，只是需要补充一句：这个活生生的女人不是别人，只能是施女士自己，她通过这篇文章，借评论波伏瓦折射出了自己。
最后顺便提一下，施女士写文章似乎有些缺乏条理，不少地方立论含糊不清；或者论点与论据互不衔接，前言不搭后语；或者在论述某问题时突然插入一些毫不相干的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让人不知所云。例如在文章快结尾处，本来是谈老年波伏瓦对自己的评价问题，忽然又扯出毛泽东的两句话。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这样的文字让试图认真理顺其思路的人有些头痛，不得不多花时间排除那些杂乱无章和节外生枝之处的干扰。这样的文风不是应该提倡的。也许这也与施女士是一位女性有关？但我在另外一些女性（包括波伏瓦）那里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风：干净利落，明白通畅。所以我说，女人和女人也不会是一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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