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慈子孝方名道，继志述事可谓孝。
观彼一个“孝”字，老一代与少一代，上下结构而组成，类属形声字一个。从老省，从子；意谓务尽心事亲之行，立子承父道之志。夫子有言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三才者，天地人；天地人三才皆以孝为本。既孝为天经地义之事、人人本分之行，那么如何可谓孝者乎？举：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章夫子总就孝道上而说。若据《说文》而释：在，存也。没，同“殁”，终也，亡也。观，谛视也。志，意也；《毛诗序》：“在心为志。”行，道也；《诗·豳风·七月》：“遵彼微行。”三年，据周礼所制服丧以三年为期，《孝经》谓“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若约“无改于父之道”而言，则概指三年以后之很长一段时期，直到完成先父遗志，乃至尽形寿而无改于父之道。道，所行道也；《尔雅》：“一达谓之道。”《易·履》：“道坦坦。”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则知，此道为顺应天命的中庸之道，一超直入如来地之坦途达道也。
对于“观其志；观其行”之“其”字，究竟代指其父耶，亦其子耶？古人亦有注之为“观父之志；观父之行”。然孔注及皇、邢二疏，仍作“观子之志；观子之行”。孔安国注：“父在，子不得自专；故观其志而已。父没，乃观其行也。孝子在丧，哀慕犹若父在，无所改于父之道也。”此注可谓善且妙矣。然笔者认为：前二句“观其志；观其行”，应与后二句合宜而会，一以贯之。既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衡量一个仁人孝子之标准，那么人子自当继先父之志、述先父之事也。继志述事者，武王旦公也，此为世间道之达孝。洞山禅师云：“欲观其父，先观其子。”若其子是个仁孝者，其父必为一代圣贤。俗话说虎父无犬子，有其父必有其子。据此反推，则“观其志；观其行”之“其”代指父而非子也，应为“父在，观父之志；父没，观父之行”。正以其子于父在时谛视其父之心意，于父没时谛视其父之道行故，故才感其子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仁行孝举。此正突显其世间道“继志述事”之达孝也。这么说来，此章夫子论孝，强调了孝始于事亲而终于立身的无比重要，可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者也。
若顺文势而看，似乎此章夫子作为一个旁观者而论人子是否孝矣也。若也，“观其志；观其行”之“其”字，则代指其子而非其父也。观其志，观子事父之心也；观其行，观子居丧之事也。《孝经·纪孝行》章第十有明文规定：孝子之事亲也，必备“五致三不为”。五致者，“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三不为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众也）不争（竞也）”。五致备矣，然后方能事亲也。然事亲者，必先除三恶；“三者（骄、乱、争）不除，虽日用三牲（牛、羊、豕）之养，犹为不孝也”。鉴于“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故，孝子事亲必先戒骄戒乱戒争也。仁人孝子若不骄不乱不争，则自能立身行道，扬名显亲也。《孝经·士》章第五云：“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意谓必心存敬爱而事父。心存敬爱而事父者，首推“二十四孝”中曾参为其代表人物。《孟子·离娄》上章第十九载：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据孟轲之言而释夫子之语，曾子心存敬爱之事父，可谓养志也，此正夫子所谓“父在，观其志”者欤。至于父没，居丧之事者，《孝经·丧亲》章第十八亦有严格规定曰：
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据此而论，父在时，必心存敬爱而安养之；父没，必心存哀戚而安葬之。生养死葬，为仁人孝子之本分事，天经地义，无任何推卸之理由。以“生事爱敬”为孝之始，以“死事哀戚”为孝之终。慎终居丧虽以三年为期限，然三年以后春秋祭祀之追远时思应尽形寿而为之。如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者，可谓是个名副其实的孝者。
夫子此章约“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而论孝，其前后两个“观”字意味深长，就两个“观”字将“父在之志”与“父没之行”当下打成“一体两面”之物，就两个“观”字贯穿始终，俾其人子于父在时恪守父志，于父没时遵从父行也。惟志行一致，方为继志述事之孝者。否则，父在时强装谨遵父志而行事，父没时却自行专擅，如斯父在时一套，父没时另一套嘴脸者，岂能继志述事，扬名显亲乎！（？）是故夫子将“父在之志”与“父没之行”，用两个“观”字统合为“不二”之关系，强调此世间道之达孝始于子以敬爱心事父，终于子以哀戚心服丧。并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强调其追远时思，必以尽此形寿为期。惟有尽此形寿为期般地追远时思犹如父存，方能确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而成就世间道继志述事之达孝也。正以人子居丧三年之内亦不敢擅自有改于父之道故，则事父居丧之念不渝于孝之始终，继志述事之心无间于父之存没。如是而后乃至尽此形寿亦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否则，虽能心存敬爱事父于父在之时，而不能无改父道于父没三年之后矣。如斯有始无终者，岂所谓尽形寿而继志述事之世间道达孝者乎！（？）
至于“无改于父之道”之“道”，应指顺应天命的中庸之道。杨柏峻注曰：“道，有时候是一般意义的名词，无论好坏、善恶都可以叫做道。但更多时候是积极意义的名词，表示善的好的东西。这里应该这样看，所以译为‘合理部分’。”张居正《别裁》云：“抑孔子所谓无改于父之道，亦自合于道而可以未改者言之耳。若于道有未合焉，则虽速改可也，何待三年！（？）故善述其事孝也，克盖前愆亦孝也。观圣人之言者，不可以执一求之。”意谓人子对从父之令应有所拣择，不能善恶不分，正邪不辩也。对此，《孝经·谏诤》章第十五载：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 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据此则知，夫子反对一味承顺父令之愚孝。父有争子，实属幸事。以其子直言力争故，方使其父不陷身于不仁不义之漩涡。若为人父者有不仁不义之志行，则作人子者必直谏力争，谕其归于中庸之道。若盲目遵从父令，善恶不分，正邪不辩者，实属继非仁志、述不义事，岂可谓孝者乎！（？）这么说来，孝子对其父的正志善行应尽此形寿身而无改；对其父的邪志恶行当速疾而改之。不论其父志行正善与否，凡为人子者一律应“生则事之以爱敬，死则事之以哀戚”。
此章之两个“观”赋有深意在，观与见别；见者，彼与我见也；观者，以我观彼也。若约人子为我而观彼父之志、彼父之行以承绍其道者，不妨变此二句为：“父在，观其志但观其正志；父没，观其行但观其善行。”人子如斯而观其父之志、其父之行，则势必会拣邪志而择正志、取善行而舍恶行，那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则纯为正志善行，悉皆符合顺应天命的中庸之道，方可谓孝矣。否则，一味盲从父令而无改于父之道者，一旦承绍了其父恶行邪志之道，既使其父陷身于不义亦使自个沦为不肖。诚可谓子盲引父盲，相谐入不义。更何况其子若但观其父正志善行者，即便其父志行非正不善，以其子不观其父非正不善志行故，父在则事之以爱敬，父没则事之以哀戚乎！笔者何故要如是绕道说两个“观”字呢？岂不见云门文偃禅师拈起拄杖云“衲僧见拄杖但唤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总不得动著”乎！五祖弘忍亦“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藉禅师一个“但”字，例释夫子“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之两个“观”字，俾其人子不起心分别其父贤之与否，一概爱敬养志，哀戚居丧。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恶劣家庭里，此三人对舜恶至极矣，然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终以仁孝闻达于天下，成就了世间道之大孝。
若约旁观者（第三者）为我而观彼子之志、彼子之行者，则不能一概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衡量其子是否可谓孝矣的准则依据，务必要观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否与其事父之志、居丧之行相契合。看似可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观其子是否孝矣，实则不尽然也。隋炀帝以文治武功而承父业、继大统，可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者，然不可谓孝矣，以其“因色弑父”之嫌与“生则事之以爱敬，死则事之以哀戚”的孝道不合辙故。唐太宗虽承父令继大统而无改于父之道，然玄武门兵变之举亦与孝悌之道不合辙。据此而论，不可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而概论其子是否孝矣，还须综观其子事父之志与居丧之行而合论也。姚秦译本《金刚经》云：
（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此中，须菩提前后答话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一以贯之。须菩提前就迷而答，故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后就悟而答，故言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释迦文佛与转轮圣王皆具三十二相，故当须菩提翻迷成悟时，自知三十二相不足以观如来，故云不应也。若一味盲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而不拣择者，则不无颟顸笼统之嫌，故佛言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佛说偈印证须菩提所解佛所说义者，意谓不应取相执著，误以三十二相即如来也。若会得“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之真义者，则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也；若不会，则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也。例此而论，若具事父之志与居丧之行者，并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方可谓孝矣；若不具事父之志与居丧之行者，即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亦非谓孝矣。一点水墨，两处成龙。一分可谓孝，一分非谓孝。
夫子所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者，从正面强调子承父令，继志述事，成就世间道之达孝，扬名显亲。继志但继正志，述事但述善事。武王旦公继文王遗志，恪守“与民同乐”之遗风，奠定了周朝家八百年业基，诚为名副其实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矣者。佛临灭度，阿难请问四事，佛一一答：我灭度后，（一）依四念处住；（二）以戒为师；（三）默摈恶性比丘；（四）一切经初皆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与某众若干”等语。佛灭度后，以摩诃迦叶为首的五百比丘谨遵如来遗诫，于七叶窟内组织结集了经律论三藏，传持如来正法眼藏，此为佛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者。章安尊者之于天台智者，犹阿难之于佛陀，寸步不离，追其芳踪，笔录了智祖生前所讲天台三大五小部疏；智祖入寂后，继志述事，刊版流通其所录部疏，弘传天台教观。百丈怀海亦追随马祖道一，马祖入寂，于石门（今江西靖安宝峰寺）守塔三年满方离去，后至百丈山开禅接众，继马祖建丛林之志，制丛林清规以轨度山门而统辖僧众，高树“农禅并重”之风。赵州从谂毕生侍随南泉普願，南泉入寂，守塔三年满，始外出游方，古有颂云：“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及至归家无一事，始知虚费草鞋钱！”后至赵州观音院（今河北赵县柏林禅寺）开禅接众，弘化一方，大展南泉“平常心是道”的禅法宗风。此外，丛林遍传“德山托钵”公案，据禅录载：
德山托钵下法堂，雪峰曰：“钟未鸣、鼓未响，托鉢向甚处去？”德山便归方丈。雪峰举似岩头，巖头曰：“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德山闻，唤岩头问：“不肯那？”岩头密启其意，德山乃休。明日，陞堂与寻常不同，岩头至僧堂拍掌笑曰：“且喜老汉会末后句，他后人不柰伊何！虽然！只得三年活。”德山果三年示寂。
后来，淮海原肇和尚评曰：德山用尽韬略，只谓年老心孤；岩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说他岩头可谓孝矣者，源于岩头“密启其意”于德山。究竟密启了个什么？惟有参透始知矣。
如上所举，皆为宗门教下父子间心心相印，子承父令，继志述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者也。然佛门亦有三年有改于父之道，非谓孝矣者。提婆达多晚年立“尽形寿乞食；尽形寿著粪扫衣；尽形寿露坐；尽形寿不食酥盐；尽形寿不食鱼及肉”等五法，与佛陀教法抗争，似涉离经叛教之嫌。灵山高会，佛尚未开口说《法华经》前，就有五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增上慢者，拂袖离席下灵山。此等与佛陀相为冰炭者，则为三年有改于父之道而非谓孝矣。两宋间，孤山智圆颇受禅宗影响，肆篡智者大师“以妄识立观”为正脉秘髓的天台宗旨，而改为“以真心立观”，于是被四明法智尊者贬之为“山外”。明季，天童寺密云圆悟对三峰寺汉月法藏的三辟、七辟，亦源于汉月对禅门源流宗旨的肆篡妄改。此二人亦为三年有改于父之道者也。更有甚者，莲池《竹窗三笔》载：“平侍者，久侍太阳，称有悟入。奈何于后首创异议，徙太阳之塔，出其遗体，行破脑之惨毒。”《礼记·檀弓》云：“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心丧，慼容如父而无服也。此以师徒恩义之间为制）。”岂有门弟子毁师塔、破师脑者乎！故莲池谓其“生报虎口，死入泥犁。则知其悟处，不过依稀见解，得少为足而已。何有真悟彻人，而反作此大逆不道之事乎哉！（？）”平侍者虽具事师之志，而无心丧戚容之行。即便他日后在弘禅传法方面“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然亦非谓孝矣者。儒门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佛门亦如是。如来经首安“如是我闻”者，谓“如是之经，我从佛闻”。如是标信顺，我闻标师承。是故弘教说禅者必依家法、宗师承；依家法则渊源有自，宗师承庶无妄谈之咎。是故佛门各宗行人惟谨依各自家法弘教说禅扶律，确保其师承宗旨之不变者，方为“三年有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者也。儒门佛门在论子承父令之孝方面，虽下手处不同，然其继志述事处却无二致，可谓“但志正志，但述善事”也。且问：对“三年有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之说，儒佛二教之间亦同耶，亦别耶？噫！
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树长夜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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