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修道顺天命，立教育物致中和。
　　敬事而信亦节爱，使民以时歌哩啰。

　　儒家一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欲明明德，必先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欲亲民，必先明明德；欲止于至善，必先依大学八条目而务本修身。是故曾子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诚不堪之言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一律皆以此八条目为务本修身之准绳。就治国而言，孔子则强调了“五事”。此“五事”究竟是何呢？举：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在孔子时代，千乘之国，已经算不上是大国了，故子路亦云：“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那么，治理一个小国更必顺应天命，率性修道，务必要做到“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五件事。即：凡事必以敬，凡交必以信，凡用必以节，凡（士）人必以爱，凡使民（百姓）必以时。此五事以“敬事”为主，就一敬事可括举后四事。只要笃敬处理一切大小事务，则交信、用节、（士）人爱、使民（百姓）以时矣。然“敬事”，又从“敬止”功夫得来。曾子引《诗经》“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一句而作注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孔子认为，治理千乘之国者，必效法周文王，谨恪尽职而止于敬，诚实与国人交而止于信，慎用开支而止于节，礼贤下士而止于爱，推行仁政止于使民以时。若以治国而例齐家修身，或为一家之主，亦必谨恪尽职而止于敬，上敬父母而止于孝，中爱妻而止于爱，下教子女而止于慈，择朋交友而止于信，杜绝奢靡而止于节，求人帮忙而止于以时。或为一公司主管，亦必谨恪尽职而止于敬，搞外交而止于信，对待同事而止于爱，差使下属而止于时。

　　王法不外乎人情，佛法亦不外乎人情。若脱离世故人情而论佛法王法，则犹寻龟毛、亦觅兔角，无有是处矣。《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有偈云：“十方一切诸国王，正法化人为圣主。国王福德为最胜，所作自在名为天。”此谓仁义道德为正法，以仁义道德而化人者方为圣主。圣主既以正法化人，自然会感召最胜自在福德，可谓人中之天也。这便是对“道千乘之国”一句所下的注脚。儒家一贯强调“天人合一”说，即顺应天命而率性（本有明德）修道，即推行仁义之道。治国者既有道而行之以道则自然有德，有德则“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斯，则纲常不乱，人心得安。自然天助人归，感戴如天矣。

　　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之“俭”，岂非爱人之大者乎！这对孔子“节用而爱人”有所发挥与提升。又佛律中制用“过午不食戒”，佛令诸比丘“但三衣”，不许钵盂内宿余食，三衣外多藏衣，这岂不是“节用而爱人”乎！可见，在“俭以养德”方面，儒释道三家无二路，故曰“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也。当然，对自己要节俭，对他人要大方。节己用以给人穷，积善德而修福慧。当然，孔子的“节用而爱人”，强调“道千乘之国”者俭以养德，礼贤下士也。相传，周文王求贤若渴，“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此乃招贤纳士之模范。平原君有门客三千，孔门有“三十六弟子，七十二贤”，门人的食宿费用，皆从主人的节衣缩食中而来。此乃“节用而爱人”的典范。

　　子曰“敬事而信”，佛说“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即一心专精于事，岂不止于敬乎！佛亦强调弟子们说诚实语而不许妄言，这便是与人交而止于信的准则。佛陀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除《弥陀经》、《梵网经》无问自说外，其余诸经皆是应机感敦请而说，绝不以佛法做人情而随意说，这说明佛陀说法的原则是“当说则说，不应说则不说”。又《普门品》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都是对孔子“使民以时”的最好注释。古中国以农业为富国福民之本，是故役使百姓必在农闲之时，正孟子所谓“不违农时”也。顺便提一句，托人办事，求人帮忙，也要看好时机，适则求必有应，不适则适得其反。就如讨饭也要看准时辰，若是早饭已过、午饭未到的时候去讨饭，自然会落个空。是故佛制诸比丘于食时（9：00—11：00）入城托钵乞食，因为此时正是炊烟弥漫大地之时，各家灶火早饭之际，施心易生。用禅宗的话说，“以时”就是“活在当下”，切忌违背一大时机因缘。若能把握好时机，自可彻底掀翻，直下承当矣。噫！

　　士乃国之宝（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