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著话剧《茶馆》堪比《红楼梦》。作品中,社会各阶层的场景面面俱到。剧中没有一句闲言,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社会现实的写照;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场景;每一句话都是一段历史或社会事件,都值得研究和推敲。甚至,每一段台词都可以写出一个故事来;剧中很多话“笔到而意犹未尽”,有些事情作者可能都没想那么多,但是读者却能读出比作者写出的更多的内容来。
比如:该剧在结尾的时候,茶馆老板和常四爷、秦二爷聚在一起总结他们的人生:茶馆老板说:“日本人在这儿那会儿,我二栓子跑了,老婆想儿子想死了”。就这样短短的一句话寥寥几个字便给我们读者勾勒出了一段心酸的历史。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会儿,日本人在大街上随意抓住壮年男子就运送到东北为他们修筑军事工程、或者运送到山西去挖矿、挖煤。无缘无故的,不定哪家的男人没回家就有可能是被日本人抓出当劳力使唤了,最后,这些人或累死在工地、或者因为防止中国劳工泄露秘密而将他们灭口。这些事情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解放了,人们才在那些工地的附近发现许多堆满白骨的万人坑,事情被揭露出来。当时人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作者也许记载的是真人真事,他们只知道自家儿子不见了,而不知道儿子去了哪儿,就连作者也不知道日本人干的残酷的杀人事件。但我们今天的人结合文献资料却能明白那些可怜的失踪的人的悲惨结局。我们读出来的内容远比作者写的更多。
再比如:茶馆老板搞供给侧结构性改良----给茶馆添女招待。他问女招待(小丁宝)该给多少工钱,因为害怕多了付不起。小刘麻子回答说:“她不要钱,我跟小丁宝自有我们的一套办法”。那么,当皮条客的小刘麻子说的“我们的一套办法”是什么办法呢?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以我们读者现在人的思维来理解,小刘麻子所说的“我们的一套办法”,那办法就是“拿回扣、取提成”。工钱不由老板付,而是女招待出卖色相,茶馆里来了茶座,她上去说一声“小子,来啦”客人准得给块现大洋。而女招待就是从给她的这块现大洋(小费)里拿取百分之几的报酬。我们现在的旅游行业、房地产业的员工,他们的报酬就是这种“拿回扣、取提成”的方法,聘用他们的老板不给他们付工钱、而是采取和他们分赃的手段,赚取愿意上他们钩的傻子的钱。我们从小刘麻子说的“我们的一套办法”读出来的内容也远比作者写的更多。
小刘麻子的父亲(刘麻子)是个贩卖人口的缺德鬼,他被人在马路当间咔嚓就是一刀给杀了。他的儿子总结他爸爸的经验说:“我爸爸混了一辈子没找着后台,结果混得不怎么样,现在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得找个洋人当后台,必得干得特别出色。”
他“找洋人当后台”,但和他直接联系的却是一个从未在剧里露面的沈处长,他找着沈处长,要求霸占九城闻名的、有六十多年老字号的裕泰茶馆。当他洋洋得意的炫耀自己的靠山时,那“汉奸”两个字就写在他的脸上,他说:“沈处长也批准了修理这个茶馆,我一说,处长就说蒿,你看人家不说好,人家说蒿,特别有洋味儿”。想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如果没有后台,其结局估计也会像他爸爸那样咔嚓就被人给杀了。但他是有后台的,从他嘴里说出的洋文“托拉斯”来看,他的背后是有洋人撑腰和唆使的。
像旧社会的小刘麻子这样的货色,在现如今,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人很多。首先,就说“拿回扣、取提成”这样的赚钱方式,旅游业的老板不给导游发工资,导游必须从游客的购物中提取回扣才有报酬;房地产业也一样,员工的薪酬都是从购房者的付款中拿取提成。为了赚钱,即便洋人以旅游为借口来中国勘探地形也没人在乎;为了赚钱,即使房地产业把房价一涨再涨、国家出现了经济泡沫,大家也置若罔闻。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老板们受谁的启示?是谁教他们拥有这样的赚钱方式?“拿回扣、取提成”这样的赚钱方法是舶来品,是洋人的玩意儿。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老板他们和小刘麻子一样有洋人指使、和为他们撑腰。将来,共产党不败在这些人手中才怪!
《茶馆》的剧中人物在大清国还没有灭亡之前,那些旗人个个都穿着绫罗绸缎,清朝完蛋之后,潦倒的松二爷说了一句话:“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喂,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像茶馆老板和常四爷、秦二爷,这些人都是江山稳固、社会稳定的基因。常四爷爱国、秦二爷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办实业救国、茶馆老板虽不像他俩那样心大、志大,但他不干缺德事、老老实实的做人、这样的顺民也是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可是这些人最后混的连窝窝头都没得吃。
而,使政府倒台、使朝代更替、使社会混乱的、卖主求荣的中间商、皮条客,就像剧中的什么娘娘、小刘麻子、还有沈处长那帮狗男女,偏偏这些人他们倒是活得有滋有味。这样的国家!怎能不被击败?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茶馆》中述说的那些事、那些人又复活了。比如:美国的友邦保险公司、英国中信集团的信诚保险公司,在他们本国的总部的生意都要破产了,到殖民地来开设分公司,难道大家以为:洋人来中国开保险公司是来搞福利事业?是为了救济中国人吗?洋人为赚钱而来,他们可是从来都不会从他们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一分钱来给中国人!开设分公司的钱从来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用我们中国人的钱赚取中国人的钱财。而赚钱方法就是“拿回扣、提取提成”,总公司(洋人)拿大份额的钱(收取分公司交纳的加盟费)、开设分公司的中国人拿小份额的钱。虽然中国人拿到手的钱是小份额,但养活那些中间商和皮条客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些保险公司的中国分公司的老板们拿到的年薪比政府官员、比办实业的企业老板们的工资,不知道要多多少倍?他们像小刘麻子一样活得有滋有味。
那么,保险公司怎样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经营呢?
他们是这样做的:首先招聘一群人来培训、预备当准员工(准员工没有薪水)就像《茶馆》里的女招待小丁宝那样,然后小丁宝们用学来的保险业的术语去卖保险,若是有人因为相信了小丁宝们的骗人的术语而真的买了保险,那么,这买保险人交纳的第一个月的钱就是小丁宝的工钱,从第二个月开始,买保险人交纳的钱才能成为保险公司账上的钱(这些钱的一部分给了小丁宝的上级);第三个月买保险人交纳的钱给小丁宝的“上级的上级”。
在保险公司买保险的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保险金,若出险(生病了或意外车祸死人了)保险公司得拿出钱来赔偿,买保险的人交纳的那些钱都被保险公司的人胡吃海喝花光了,他们哪来的钱给人赔偿?
但凡有本事在中国开保险分公司的人可不是吃素的,官面上都是疏通好了,公司才能办得起来。对于买保险人的索赔要求,保险分公司首先拿出《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来进行拒绝赔偿;实在是无法“免责”了,他们会申报公安部门,要求调查有没有诈骗保险金的嫌疑,公安、司法、政府部门里都有他们的人,十几年前,新闻媒体报道了很多关于“诈骗保险金”的案子,最近几年这样的报道少了,人家学乖了知道隐藏了。那些买保险的、给保险公司送钱的人,最后可能拿不到保险金事小、反倒要背上“为骗取保险金而杀人”的罪名去坐牢、或被判死刑。
话剧《茶馆》中有一个令小唐铁嘴儿和小刘麻子等趋之若鹜的人物----沈处长,这人虽然从未在剧中露面,但他是当时社会腐败官员的写照,正是因为政府中有了这样的人,才使得像小刘麻子、小唐铁嘴儿这样的依附于洋人的买办阶级能够兴风作浪、无恶不作。
作为政府官员,手握权力,却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像秦二爷那样主张事业救国的人,当时的政府却抢去他的工厂,把救国裕民的事业给拆了,机器都当成破铜烂铁给卖了。秦二爷感叹:“可着这全世界,你能找得出这样的政府来找不出来?”所以,说到底,中国之所以演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问题首先出在政府。
该剧结尾时,剧中的常四爷撕心裂肺的喊出话来:“我爱咱们的国啊!可谁爱我啊?”。
常四爷的悲哀就在于:他与他爱的那个国家脱节,如果当时的清王朝设立一个与民沟通的衙门(就像现在的政府里面有一个信访局那样的机构);或者清晚期不是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那样的只知道为了争夺个人权力而活着的愚昧无知、不谙世事的愚蠢的统治者,那么,也许清王朝不会那么快就灭亡吧,但这一切都只是也许。常四爷他是旗人,他爱大清国,当他看到洋货倾销到中国来,每个有钱的中国人身上都穿着或带着许多洋玩意儿,中国的农民穷得卖儿卖女的时候,他已经预感到“大清国是要完了”。可这话一出口,他就被官厅办案的巡捕逮了去,坐了一年多的牢。常四爷当然是爱国的,他从牢里出来参加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可是,闹来闹去,那个扶不上墙的稀泥(大清国)到底是完了。该亡!
与常四爷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吃官饷的、由国家政府养着的、官厅的巡捕、还有在营里当差的家伙,他们就像墙头草一样东摇西摆,当国家有难,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时候,他们不去冲锋打仗。有皇上的时候,他们为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他们给袁大总统“效力”;反正有奶便是娘,谁给饭吃他们就给谁“效力”,哪怕是洋人都行。
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惩罚的都是些讲真话的爱国人士;而奖赏的却都是些对他们不忠诚的墙头草、白眼狼;这样的政府岂有不亡的道理?
话剧《茶馆》道尽了世事变迁的深层原因,可惜,我们后来人却不引以为戒,不知道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以防止殖民者再度入侵。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话剧《茶馆》中的那些人、那些事照旧:像小刘麻子、小唐铁嘴那样皮条客;还有,说洋话、吃洋饭的马五爷等各色人种,不照样有他们的影子(到朝阳区人民法院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哪位到朝阳区人民法院去起诉,说: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有收取高利贷的行为。朝阳区人民法院敢为你立案吗?那些司法人员知道被告是有钱人,惹不起。所以,他们干脆不给立案(不给原告诉讼的机会)。这种事情如果是在《茶馆》中描绘的时代,或许我们可以理解,因为那是在旧社会。
但是,在新中国,民间放贷的利息居然是国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真是可笑至极!这是谁出的主意?
民间放贷者收取的利息如果比国家银行收的利息要高,那么,它就应该被定性为高利贷。但,偏偏就有人敢把高利贷定性为:利息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就属于高利贷。
放私债的人收取的利息凭什么可以高出国家银行的4倍?!共产党还没垮台呢,那些放高利贷的恶霸们就开始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国家的银行就那么贱?凭什么利息比放私债的人要少收取4倍?这是谁出的主意?
更有甚者,放私债的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收取双倍利息,巧立一个“滞纳金”的名目,又再收取4倍的利息(加起来是8倍)、而且是“利滚利(倍数早就超出了8倍、10倍)”。这样的事情就是笔者亲身经历,起诉到法院,受理此案的深圳特区的法院居然裁定为“被告按照约定计收相关费用并无不当”。
放高利贷的(超过了4倍的利息)已经超越了法律界线了,可是,深圳“特区”的法院居然还敢判定“被告按照约定计收相关费用并无不当”。不知道,现在的法院何来如此大的胆量?我们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使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呀。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允许有靠收取高利贷谋生活的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存在呢?放高利贷者的复活说明我们国家又回到了解放前。又回到了话剧《茶馆》里的那个时代去了。
好不容易的,毛主席把我们中国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才被人看成是“人”;可是,有些人就偏不愿意当“人”,而愿意当“奴才”,愿意回到旧社会去当东亚病夫,当被殖民者。让旧社会的制度又重新回来压迫中国人。规定“利息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才属于高利贷”的官僚们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背叛。
毛主席至少也应该是“我们的灯塔”式的人物,无论是谁修改社会主义的法制,但如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作为真正的中国人都应该加以抵制。可是司法、公安、警察、保安们在《宪法》的“健全法治”的思想指导下,他们“有奶便是娘”尽干些颠覆共产党的政权的勾当,共产党养着这么一群白眼狼,总有一天,有后悔的时候。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帝国主义势力趁机步步深入到中国来,我们国家的国营企业一个个倒闭,国家日趋衰落。从前在毛泽东的时代曾经被停办了的政法大学、对外贸易经济大学等现在又都复活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政法大学、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又开始复办,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人才”只为洋人做贡献,帮助洋人掠夺中国财产,专门干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情。
大学开始复办的时候,研究生的教材居然是厚厚的英文原版,这些教科书教会了学生们如何当洋奴,洋奴们用学来的知识通过贸易、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一个劲儿的给洋人送钱;一个劲儿的瓜分国有资产,尽干些卖主求荣的营生。
政法的“人才”、和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不就是老舍著话剧《茶馆》中的小二德子、和小刘麻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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