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影响甚广，关于它所反映的地理背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清河县，有人说是临清码头，还有人说是扬州、淮安等地，其实并非如此，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小范围是山东境内，大范围应该是运河流域，当然与宿迁也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横空出世备受争议

　　明万历年间，署名叫兰陵笑笑生的作者写一部长篇小说《金瓶梅》（各取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一字合成）备受争议。当它最初以手抄本出现在坊间时，有人说它是“云霞满纸”，是“稗官之上乘”。有人说它“坏人心术”“绝当焚之”的“诲淫”之作。这种争议至今持续了四百多年。毁之者把它视为古今第一部淫书，悬为历禁，或者冠子以“自然主义”等现代恶谥加以否定。崇之者则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说它“实在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甚至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语）。当然，毁之者多因过于暴露的情场描写，但崇之者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说它是一部奇书，没有歧义。明末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称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金瓶梅》。清人更是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体小说，是第一部以家庭背景的小说，是第一部描写市井的小说，是第一部公开骂皇帝的小说（破着一命剐，便把皇帝打），是第一部完全以揭露社会阴暗面，嘲讽贪官污吏，奸商豪夺巧取，百姓生活艰难的现实主义小说，等等。总之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创了小说新纪元。

　　说它是奇书，还因为这本书一出世，就给人们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作者是谁？成书何时？版本有几？反映何时代？等等。

　　兰陵笑笑生是谁？明代就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人说他是“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本柿录》），又有人说他是“金吾戚里”的门客（谢肇淛《金瓶梅拔》），还有人说他是被陆炳陷害后“籍其家”而有“沉冤”者（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等，这些说法，或得之于当初的传说，或故意掩饰其真相，故在真真假假、隐隐约约之中。后人作种种研究（主要是动因说、条件说），至今较流行的说法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等数十余人，可惜均缺少“临门一脚”（黄霖语），找不到确凿证据，故兰陵笑笑生仍在云雾中。

　　很多人或许会说，只要鸡蛋好吃，何须知道下蛋的母鸡是谁。

　　岂不知了解作者是谁，《金瓶梅》的很多疑问便迎刃而解。

　　至于《金瓶梅》的版本也很复杂。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现存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又因它刻在明代万历年间，又称“万历本”。由于它刊刻年代最早，文学史上一般以它为范本。二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增加了插图与评点，在文字上作了很多修饰，更加突出文学性、可读性，但与“词话本”相比少了很多词曲和尖锐深刻揭露。因它刊刻于明晚崇祯年间，常称之为“崇祯本”。三是《彭城张竹坡先生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这是清康熙年间张竹坡所作的点评，在古代所有的评点评议中最为出色（吴敢语）。其正文基本与崇祯本一样，但其大量的点评不乏精到之处，有助读者阅读与欣赏，常称之为“张评本”。

　　《金瓶梅》写的是宋朝，实际反映的是明朝那些事儿。可是明朝的历史有276年（1368—1644），《金瓶梅》只是反映了其中一段，至于它主要反映是那段历史，也有不少争议，但大多数人比较倾向于嘉靖至万历年间（万历二十二年之前）。不少人认为，是讽刺挖苦严嵩父子，因为严嵩（嘉靖期间）被人们嘲讽为“青词宰相”（多为儿子代写），官至内阁首辅，官爵少傅兼太子太师等，书中蔡太师有他的影子。严嵩儿子严世蕃小名"庆儿"，号"东楼"，《金瓶梅》的作者将"东楼"化作"西门"，直接用"庆"字为名，杜撰小说人物西门庆，来影射严世蕃荒淫无度的生活。

　　《金瓶梅》书所反映的年代，不等于它成书的年代，从逻辑上讲它所反映年代的下限，应该是成书的上限。《金瓶梅》刊刻时间不等于成书的时间，从逻辑上讲成书时间的下限，应该刊刻时间的上限。至于《金瓶梅》何时写，何时成书，也颇有争议。它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人提及的时间，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间，是袁道宏给董其昌信中提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刊行时间是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年。长期流传作者写于嘉靖年间（1522—1566）。郑振铎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间。吴晗先生进一步论证《金瓶梅》成书大约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黄霖先生则认为《金瓶梅词话》当开笔万历二十年前后。《吴晗论明史》更进一步明确《金瓶梅》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后的作品。

　　二、运河文化一朵奇葩

　　明永乐时，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大运河成为明代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成为南连江南，中居齐鲁，北通辽东的商品集散纽带。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西门庆的经商运货的路径基本是沿运河而行。如杭州、苏州、湖州、扬州、清江浦、临清等地。

　　永乐年后，运河里南下北上的货舟，首尾相连，来往如梭，樯帆为路，碧波为程。至宣德时，河西务、临清、浒墅、九江、杭州、淮安、扬州等处的税钞、商税，都大幅度增加。

　　嘉靖至万历时期，繁忙的运河，繁华的商业，发达的手工业，以前所未有力度冲击人们传统观念，一切向钱看，一切为钱忙，拜金主义成为时尚。

　　商人的贪婪，官场的腐败，百姓对金钱的追求，出现前所未有的纷扰和错乱。这一切都为《金瓶梅》的作者描绘一幅封建社会的“末世放浪图”提供了俯拾皆是的色彩与染料。

　　小说是时代的产物。任何小说的产生都有其社会时代背景，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金瓶梅》里的地理背景应该说是一个区域，而不是某一个具体地点。关于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有“清河说”“扬州说”“淮安说”“徐州说”“临清说”等等，均有以偏概全之嫌，且争议不断，但认为《金瓶梅》是大运河文化的产儿，应该别无他论。宿迁是运河沿线的城市，它随着滚滚河流必然与《金瓶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无论人文、饮食、方言、服装等与宿迁均有相似之处。书里描写的一些民间习俗，至今在宿迁也有传承。如所写的主食、菜肴、糕点、干鲜货等，至今在宿迁有流传。如“炊饼”“黄米面枣儿糕”“烙饼”“葱花羊肉”“冷糕”“花糕”等，也是宿迁人常吃的面食。“妗子”的称呼，宿迁部分地区还保留。一部世情巨著《金瓶梅》就是蘸着运河的水，听着船工的号子，在沿河市民的嘈杂声中创作而成，应该说整个运河沿线城市的活动为《金瓶梅》提供了素材。它反映的是整个运河文化

　　三、陕湾宿迁名著留痕

　　用宏观的角度看，宿迁是运河沿线城市，也是西门庆经商运货必经之路，因此必然有联系。从直观的角度看，《金瓶梅》两处涉及宿迁。

　　第四十七回，扬州员外苗天秀，有万贯家产，受表兄东京开封府通判黄美邀请，带上钱财进京欲求功名。家人苗青和安童跟随，坐船从扬州进京，路过地名陕湾（《金瓶梅大词典》：陕湾当离徐州不远），到了徐州洪，因天色已晚，加之徐州洪一派水光，十分险恶。苗青伙同船夫陈三、翁八将苗天秀杀害，安童被打昏幸免一死，被渔民救起。苗青和陈三、翁八瓜分了钱财。

　　曾经有人分析陕湾就是当时宿迁的窑湾（今属新沂市，位于京杭大运河及骆马湖交汇处，与宿迁、睢宁、邳州三市县相连）。公元618年，唐朝建置隅头镇。1668年，因郯庐大地震，隅头镇被毁。后迁往镇南运河拐弯处，筑窑烧砖重新建镇，窑湾由此得名，但此时于《金瓶梅》成书之后70余年，故陕湾不可能是窑湾。

　　从地图位置看，窑湾处因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河道弯曲，自古这里有一湾、二湾、三湾（今宿迁境内），至今宿迁皂河镇还有三湾村居委会。笔者认为从扬州到徐州的运河路线看，苗天秀的船必须经过宿迁三湾。因此可以分析得出，书里的陕湾的陕当是作者记音字。作者搞不清宿迁三湾的三是何字，以陕为记音字写上。陕湾当是今天宿迁的三湾。

　　第六十五回，朝廷营建艮岳，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依靠水道船运至东京。皇帝差殿前六黄太尉到山东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宽数尺，用黄毡覆盖，张打黄旗，数艘大船，由山东河道而来。因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这里并没有说清楚河道具体地点，在第六十八回作了交代。

　　第六十八回，西门庆接待工部安老爹，安郎中刚出道时，曾经得到西门庆的资助，因此两人常有来往。并且都是蔡太师的门下，同一个靠山，自然就亲近了许多。安郎中谈起近年工作，说，蒙蔡老先生抬举，修理水利，奔走湖湘之间，一年来，不得安宁。“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当民穷财尽之时，前些天皇船载运花石，沿途毁闸折坝，公私困弊至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圮，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敝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也没有办法”。

　　这段文字句句流血，字字含泪，揭露皇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修建皇宫，让宿迁等地农民悲惨生活雪上加霜。

　　南河南徙说的是黄河南移，夺泗入淮，与宿迁密切相关，洪泽湖、骆马湖等皆受影响而扩大形成。按照《金瓶梅讲演录》（黄霖著）所说，小说六十五回出现过“凌云翼”其人，是真名。《明史》卷二二二本传云：“凌云翼，字洋山，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与王世贞同科，又是同乡）……召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驯招人，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太保。召为戎政尚书，以病归。”潘季驯是嘉靖、万历期间著名的水利专家，治河能臣。其治水期间，上至河南，下至南直隶，多次涉及徐、睢、邳、宿、桃、清等地，建筑四十里归仁堤，便是他的决定。

　　信息含量巨大是名著特点之一，《金瓶梅》不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官场、商场、戏曲、医药、建筑、水利、人文、民俗、饮食、服装、家具等诸多领域，而且还涉及东京、广南、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湖州、扬州、淮安、徐州、宿迁、临清、新河口等诸多城市和地区，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部明朝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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