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革新，变法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你看，除了秦时商鞅变法外余者俱以失败告终，即便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亦留下了重重隐患。因变革导致君臣不合，加剧党派纷争，引发社会动荡……打住，打住。有这么严重么？当然有了，你想啊。在一个矛盾层出不穷的时代，变法使得原本就有隔阂的不同政见方进一步分化，对立，甚至决裂。于是在互不相容，彼此死掐下王朝则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与没落。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机器总是越修越坏；人越是住院，便愈是虚弱;街头混混越是入狱劳教便愈是穷凶极恶。本来嘛，局面已经是一团糟，你再以新兴势力的面目陡然现身，并为了崇高的理念与一切跋扈的，腐朽的，颓废的，邪淫的，暴虐的，贪狠的，顽固不化的，不可救药的，与大众为敌的旧阶层决裂，并将之打倒在地。且无论顺利与否，其行为无异与往滚油锅中泼一瓢冷水，往吱呀做响的，倾斜欲倒的梁柱上猛揣这么一脚。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变法就是大逆不道;变法就是有所图谋;变法就是蓄意颠覆政权。但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本身便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破坏。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从人家兜里掏钱自是会犯众怒的。而为了大义，革命志士们当然要动些手段了。拉拢，排挤，弹劾，乃至织罗罪名。有所转变的就尽量化敌为友，不识时务，妄想翻盘者就只有将事做绝了。

　　但可惜的是，尽管历代那些忧心天下的有识之士为了劳苦苍生;为了江山社稷是如此的殚精竭虑可其成效却实在不佳。说白了，除了由君王以强权推行的变革外，贤达们主导的那些所谓的全面的，彻底的，深刻的，脱胎换骨的革新几乎都失败了，纵然有可取之处，也为日后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因为变革本身就损害了权贵豪富的利益，在对方的强硬抵制下你若是没有那金刚钻，哼哼……得头来会将如何，你是知道的。

　　我们常说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要做出成就，天时，地利，人和，乃至运气那是缺一不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特定的人物横空出世。他以坚毅的性格，无上的智慧，超人的魄力，在老天爷的眷顾下，一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冲破了重重阻力，最终扭转了帝国的颓势。听听，这简直就是个神话。的确，史书上就是这般记述的。而反观另外一些失意者呢？他们虽然有着满腔的热血，胸中装着救国救民的良策，怎奈遇上了犹移昏庸的君主，权势滔天的勋贵，外戚，沆瀣一气，死抗到底的官僚，士绅，乃至明里暗里进行干预阻挠的外部势力。尽管他也有广大贫苦百姓及少数有良知，有品性的基层小吏拥护，但还是在诸强的合力攻击下败下阵来。怪哉，变法者俱是忠诚慨然之辈，却治国方略亦合乎民意，这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又怎会黯然收场呢？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见解。诸位大能从其人学识，性情，人际关系，君臣同僚，家族亲朋的身份地位，乃至影响能力着手;亦或相关时间阶段的气候，地理变化;朝廷对内对外的政策;影响国家稳定的突发事件;统治阶层的权利构架及调整变化，乃至好事之徒书写的不传秘闻中一一分析评判。因为，一只蝴蝶扇下翅膀足可影响全球气候。而某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亦决定着个人或家国的命运。但如此缜密，细致，详实，严谨的推断只能让人越听越糊涂。而那些聪明至极的唯心主义者就不这般麻烦了。他们往往以天命论之。妙啊。妙啊。天意不可测，人力岂可为。不信，翻史一观，便知此言不虚了。典籍上说，玄鸟堕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姜原出野，见巨人迹，践之，乃诞下无比神异的弃。而以后那些猛人的现世更是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如，梦与神遇。白光入屋。飞龙降世。菩萨转生。天将遭贬。星君下凡。赤光耀室。仙灵授丸。资财去还……总之，老兄你若家无巨树，大风未起，菖蒲不曾开花，长虫没挡道，或发未委地，手不够长，股上未长黑子，脑壳发育的不够奇伟，那就老老实实地呆着吧！

　　以上俱是笑谈，现在回到正题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变法就等同革命，造大佬们的反，即清除那些吸血的蛀虫，中饱私囊的硕鼠。当起初的自家人堕落了，妖化了，站到了大众的对立面上了。你该如何？自然是狠下心来干他奶奶的。要推翻暴政，无不是杀的血流成河。那么面对渔食苍生的饕餮们当然也要杀他个人头滚滚了。就说商君吧，为了秦国的强盛连太子之师也宰掉了，其决心不可谓不大。就因为有君主的全力支持，就因为有强权在手，他才成功了。但其余诸公呢？他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必如王莽，王叔文，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还有朱镕基总理。（本人所在的单位便被他的激进式改革差点整倒闭了。那时总理舍弃了我们那个老仓储单位，择地修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库区，直接导致了俺们没粮可存。先前单位花大力气扩充了库容，却没能派上用场，因而分流了一部分职工，在岗的人员也只能发基本工资。库房是租出去了，但却未曾讨回多少钱来。职工们度日艰难，可领导利用公家的便利资源做买卖却赚的是盆满钵满。自从单位改制以来领导干部从昔日的同事、朋友摇身一变成为了作威作福的君王，他们时时刻刻用下岗，走人威胁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这变的是那门子法，革的是那门子新啊！）

　　说王安石，说王安石吧！过于敏感的话题咱不谈，过于大逆不道的文章咱编辑不审。这王安石的变法最俱有悲情色彩，也最令后人慨叹了。试想，如此利国利民的举措为何还会遭致失败呢？这讲起来就复杂了。得啦，戴某人就言一句，一个单纯的士人对抗一个污浊的社会注定要失败的。

　　据史料记载，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政知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政，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科举，其本着‘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率先从理财入手推行新政，期望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但却遭到了诸如司马光，欧阳修，程颐，吕公著，富弼，文彦博，范仲淹，苏轼，苏辙，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王安国等人的反对。而结果亦如后世所说的那般‘劳心劳力，事半功倍。’最终在一片质疑声中;在自家阵营的不断内讧与分裂中，在皇帝的猜忌和曹，高，向三位皇后的干预下失败了。（曹皇后，仁宗之妻。高皇后，英宗之妻，向皇后，神宗之妻。）其后，以蔡京为首的‘新党’打着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了味而且沦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的新法，并迫害反对者，其最终断送了大宋的江山。正如史家所言‘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以过河。’看看，多令人扼腕叹息啊！

　　综合学者所述，一代名人司马光最是反对变法了，这个王安石的昔日好友早已看出其方略中的种种弊端，并真挚地加以规劝，怎奈被执拗的介甫兄断然拒绝了。那么二者的政治见解究竟有何不同呢？且听本人细细道来。司马光身为儒家，一直主张朝廷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也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只是在适当时予以引导调控，亦黄老所说的无为而治。而王安石受法家思想熏陶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加强政府对工商农桑的掌控，从而有效地扩充财源。认真分析一下他所颁布的青苗，方田，钧税，市易，均输，保马诸法无不可以看到政府主导的影子。青苗法，以政府借贷行为取缔民间金融机构。市易法，官办衙署总揽商品流通业务。保马法，朝廷养不好将之承包给私人，对其进行少量补贴或适当减免些许赋税。均输法，变地方供奉为国家采购，以‘徒贵就贱，用近易远，’国库剩余物品则由发运使售到物价高的地方，其利润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以上均需朝廷先期投入。）免役法，因各家轮派的差役不称职，现由民众按一定比例拿银子，雇佣业务精湛，根正苗红的好同志。清退懈怠，拖拉的临时工转而录用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多好啊1

　　这新政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好，但问题也着实不少。首先，王安石所设立的新机构条例司总揽财税，农商，实际上是剥夺了户部，支度，盐铁三部门的权属。那么这三司的人员则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闲人’？对干了一辈子的老革命意味着什么？你被边缘化了！你被废了！你被踢出去了！从此你要遭人白眼了！你要被人戳脊梁骨了！你要被人轻贱了！若是老兄你被人无情灭杀了会做何感想？干他奶奶的！自然是弄他丫的！另外，你再看看推行新政的得力干将韩绛，吕慧卿，以及后来的曾布，蔡京他们多为后人所不耻。其争权夺利，反复阴狠，自私贪纵，虽有才智但却无德，实乃大奸大恶之徒。这第三嘛，新政在执行过程中缺乏监管，无形中沦为他人渔利的工具。社会是很复杂的。人心是很复杂的。说一套做一套，明里是人暗中是鬼之辈多了去了。老百姓呢，是只顾自身。那么，高居庙堂上的士大夫又有几个真君子？你看，当下考公务员者何其之多？争破脑壳当兵者何其之多？一掷千金选村长者何其之多？自古以来，为官者都想干事，干出名堂。一来为名，二来为利。但若没个由头，没个项目，没有经费，无法名正言顺地收取赋税，你如何办事？而这进行变革，推行新政之时也恰恰是野心家们‘大展拳脚’之即。若还要说的透彻，说的深入，说的隐晦些的话就要从君臣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谈了。相互扶助，相互利用，待根基稳固后再甩掉他人单干。干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王安石欲借皇威推行新政，精明的皇帝陛下也借助革新的势头来打破延续以久的权利制衡。当权柄集中到了自个手上时，当朝天子再假借反对派的压力与汹汹民意将这个罪魁祸首罢免，如此一来，他的元丰改制便在边打边拉中，在以确保新政顺利实施的必要的人员调整和机构整合中，不知不觉地实现了。瞧瞧，这便是权谋之道，这才叫运筹帷幄。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帝皇，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强者，做一个不为任何外力所干扰的统治者，抛却民主，共治，倒退到独权，专制在某种意义上不见得是坏事。但凡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哪一个不是心机过人，哪一个不是个性强硬，哪一个不是手段非凡，哪一个不是乾纲独断。像汉武帝，康熙帝，雍正皇帝等人，哪一个不是冲破重重束缚，实现了其宏大的政治理念的。因为在一个暗弱的，愚昧的，宽和的，离心离德的，各行其是的政治氛围下是办不成任何事的。毫无疑问，神宗皇帝他成功了，至少是暂时地成功了。他分化了士大夫阶层，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内讧，通过各种手段将原先不听话的臣属们或栓上了笼头，或清理出了庙堂。他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他终于可以实现夙愿了。可不巧的是，他一手策划的对夏征伐失败了。他老了！不行了！该安排后事了。谁做托孤大臣合适呢？哪一方势力可以让他安心呢？新党肯定不行。高太后不会答应。自己的皇弟不会答应。满朝文武不会答应。天下民众也不会答应。起用司马光吧。太后一准乐意。皇弟想来也没话可说。亿兆黎庶们更不会反对了。于是乎，早已万念俱灰的司马光迎来了转机。因为‘英明的’陛下终于看透了王安石的丑恶面目，并将自己这个一心为国的肱骨之臣重新召至身边。他又可以为这个自己所深爱的国度操劳奉献了;他又可以再次报答天子的知遇之恩了。至于，王安石呢？陛下如此信任你，支持你，但你却搞砸了！废了他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了，抛弃阴谋论，新政确是不受人待见。你一心为国却落了个事与愿违。肥了贪官，损了国家。穷了和尚，富了方丈。将你赶下台，不冤枉吧？正如司马光先前所言‘治天下譬如居室，鄙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你全面地强推新政，涉及面之广，得罪人之多，造成影响之恶劣，岂不是动了国本？毁了根基？

　　其实，早在庆历三年，参政知事范仲淹便向朝廷提出了‘择官长，明黜陟，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等治国方略，并与韩琦主持过庆历新政。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大多数都是庆历新政的参与者或支持者。几十年前的惨痛教训还历历在目，你不总结经验，反思深究，反倒一味地固执己见，执拗地强行推进。这岂是明智之举？这岂是贤达所为？

　　自古办好事不易啊！向来为民请命难啊！你想去奸恶，肃风化，但若举措不当反倒是与初衷背道而驰。其实，这好与坏，善与恶从来就无法清晰地明确地区分界定。而在掺杂了权势与私欲的成分后其更是混淆难辨。一般来说，治国当以民生为本。但广大民众的想法，看法，处事的出发点，在特定条件下不一定是正确的。例如，春秋时诸邦征伐，纷乱不堪，民众们都希望止干戈，享天平，可作为一个君主，你若不竭尽可能地练兵，筑城，积粮，加赋，则何以保国？何以护民？孔夫子的说教固然是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行不通啊！

　　我想，做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你应该熟知你的国家，掌控好你的官吏，了解你的百姓，并让你的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如果你所实施的方针策略能兼顾各阶层的利益，且尽最大可能地慧及广大普通民众，那你就算得是成功了。

　　注：商鞅最终被五马分尸了，他的人虽然不在了，但万幸的是新政贯彻了下来。并最终使秦国走上了强盛兴旺。

　　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当时，那位老人落寞的神情与当初黯然离京的王安石是何其的相似啊！

　　注：朱镕基总理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仁人志士。他心怀家国，他心系百姓，他不记个人得失，虽然他的改革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却永远感动着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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