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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旁听来的“文革”——回应黄老的《生存的视野》

时间:2019/6/21 作者: 骆雪 热度: 272612
  常听四、五、六零后及以前的人们感叹一句:“我这一生,什么都经历了。真不知道是幸或是不幸,什么都让我赶上了。”说得是那样意味深长。而说完,他们的眼神常常出现好长一段时间的空濛。我知道,那样的时刻,他们已经被过去的岁月悄悄的带了回去,然后心中是一抹长长的痛。尤其是说到文革,那一种不解,那一种怀疑,那一种深思,那一种心痛,那一种不堪回首,那一种恨不能重新来过,都写在他们的脸上,我的心,也就常常的随了他们的情绪,感同身受。

  算来,我其实也是一个出生在文革末尾的孩子,只是当文革最终结束的时候,我仍嗷嗷待哺。那自然是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丝毫的影迹。而且按当时的血统论,父母的贫寒、饥馑、没知识,没文化,贫下中农加工人阶级,倒还属于“红五类”,所以对于批斗、戴帽、牛棚、串联、派系这些,并无一点传承。所以关于文革的所有印象、感受和思考,皆为闻听而来。准确的说,叫“旁听”而来。所以自然是零碎的,浮泛的,浅薄的,甚至难免是有所错误的。因此我想,我是没有资格来谈论这段历史的。但因为工作的缘故,历来是与中老年人打交道,所以印痕在他们心中的那一段岁月,也常常成为我心中难以抹去的浮光掠影。加上最近拜读了黄老一篇写文革时期的文章《生存的视野》,里面提到“陈家琪”和“邓晓芒”两位历尽文革辛酸的哲学大家对于文革的回视、痛陈、拷问与思辨,黄老又结合自己的认识对二位做了十分深刻的剖析与注解,有感于此,也多少拼凑出一些关于“文革”的零散的感觉、认知,加上我读文后对这一代精英文人内心所涌起的那一种真挚的钦佩与感恩,愿在此略说一二,自有不当,还望加以原谅。

  基于对自身缺陷与不足的充分认识,并且放眼世界,我相信,这所有人类之中,是找不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的。每一个人,他身上都会显露他的精华和存在他的限制。而且越是位居高位,越是容易更加极端的同时呈现这两极。毛主席亦如是。他一生戎马,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带领红军战士,倚靠人民群众,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推翻了近现代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这样的丰功伟绩是绝对有目共睹、不可抹杀的,也必将永垂史册。我们将永远的敬爱和怀念他。

  但建国之后的困难,或许不会亚于那一场硝烟弥漫。首先,社会财富和文化精英皆被蒋介石席卷去了台湾,留给毛主席的,除了这一片苍茫的土地和海洋,似乎就只剩一穷二白了。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文化更待重建。这是一个多么弘大的工程啊!毛主席的双肩虽然不能说柔弱,但一个四万万人的贫国,这样的考题真的也未免太难了些。何况打天下,他满腔热血,运筹帷幄,但治国理天下,他也是毫无经验可言啊!毕竟,谁可成为全能呢。但毛主席仍然在努力的探索,借鉴苏联的各种先进经验,做好了巨大的一个新生国家的全体系谋篇。工业、农业、医疗、文化、教育、体育等等,都不断的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但基于当时的各种条件,那过程是如何的曲折和艰难,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并且那个时候,在战事上,我们还不断受到美帝的挑衅和打压,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和越南还击战,中印边界问题也层出不穷。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家是怎样负重在前行?!

  另一方面,毛主席取得江山。中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政治就没有脱去一个窠臼,那就是新政权成立后,因为权势不稳,自然在领袖的身边就会站出两个阵营:忠臣和奸佞。而新的“帝王”,也常常是担忧着“江山不保”的。所以奸佞们就找到了他们啃噬的方向。而一度与君王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仁人,仍然忠心照青史,却不免要招致怀疑和打击。在新中国的建国之初,这目戏也没有忘记上演。内忧外患,举步维艰,这样时候,毛主席也没能完全的保持清醒的头脑,身边跳舞的小丑,他也不能识别出来,也会被人利用。加上个人并不完善的某些主张,以及对于治国之道,他也不是万事都胸有成竹,他仍然是一个探索者和尝试者,对于别国经验及援助过于崇拜和依赖,借取时少以甄别,照抄照搬,于是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最终导致完全的撕裂。所以,一切那个时代的千千重重,铸就了“文革”的大错。

  矛头直指文化人,这是从我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王朝就已有先例的,“文革”无疑是又一场“焚书坑儒”。这使我想到文化的价值,教育的意义,以及文化人在于“国君”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文化的真正含义在于思想的开蒙、处理的技术和认识的智慧。这对于巩固政权是必须借力的。所以古来帝王爱才,兴科举,纳贤士,为他的治国理政献计献策、实施管理。但国君们对于“文化人”又是有所畏惧的。因为那人读了书,明了理,就未必一切以君为信,他会有很多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决策,“民将不顺”。是故,中国古代的教育从来都没有对全民进行开放。准确的说,是没有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开放。所以造就了整体社会的“愚忠”思想。这样十分便于统治,因此中央政权也真的就如此统治了百姓几千年。或许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绵延得那么长久,一个国家永远是连续和统一的原因所在。

  但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来的进步思潮,终于涌了进来,先知先觉的国人也主动的走了出去,于是大家开始看见外面无限宽广的大千世界,同时反观自己,寻找道路和措施。也只有真正的文化人,能够掀起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意识领域革命。但思想开明、远见卓识的文化人,既有建设的一面,在当政者看来,又有反动的一面,有让人惧怕的一面。于是到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反动派”,极尽摧残摧毁之能事。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也遭到惨绝人寰的破坏。甚至连见证历史的古城墙,也没能幸免。想来真的好痛心疾首。

  而整个社会却掀起“威武浩荡”的红卫兵运动,思想极端、蓄意破坏、不加甄别、盲目崇拜、荒废学业、不事生产、大搞串联,不仅将国之脊梁的文化人强行打压,也将大家原本应该用以大搞建设、立新图强的宝贵时间与精力浪费在一些滑稽可笑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之上。如今看来,真正有如一出群氓乱舞、全民沸腾的滑稽闹剧。而那闹剧,是多么沉重的打知识分子的心上碾过啊!虽几十年过去,如今也仍看见他们遗留在其胸腔里的斑斑血迹,累累伤痕。

  自古文人多爱国,因为他们的思想总是更为纯洁,他们的感情总是更为浓重,他们的愿望总是更为深沉,他们对国家与社会,总是有着更迫切和深重的责任感。尽管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总是献出自己最伟大的心肠和热血。而反之,若遭遇不公,他们所受的伤害也尤深。这种伤害,不仅包括他们自身肉体上、精神上所遭遇的重创,还有他们因为明晰的看见错误的泛滥,却无力拯救,只能任悲哀更加的悲哀,那种痛心疾首,对他们犹如剥皮抽筋,生不如死。

  正如《生存的视野》中提到:“晓芒认为,家琪选择走出‘文革话语’之路,不是反思之路,而是怀疑之路,从忠、纯情和追求崇高跌入遗忘、痞和渴望堕落。”

  “哀莫大于心死”犹如是。

  而黄老深入的分析:“我觉得要将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区别开来。虚无主义就是晓芒所说的遗忘、痞和渴望堕落等等,而家琪所持的态度是怀疑主义而非虚无主义。”

  家琪同时生动的再现了那时人们的普遍情态,他说,“人开始生活在抽象观念中,为抽象观念而厮杀、而献身,到最后再走向反面,全然不信任何观念性意义的价值引导,这恐怕是‘文革’以来我们民族心理素质的最大损失。”

  也许以我之浅薄,只能约略的感受出几位大家关于文革的哲学探讨,但从中我依然看见他们虽深受了文革的苦痛,但他们并没有替自己太多悲哀,而是站在国的高度,站在民的角度,在努力的思考和解答着那一切的原状和后果。

  对,原状!指出文革之错,呈现文革所带来的一切浅层与深层的破坏,正是那一代文人坚韧而可贵的风骨。那样的风骨,在我看来,是尤为可贵的。因为一是他们以“真诚而客观的再现历史”为自己肩上所挑的任务,希望那一段历史不要被遗忘;二是他们撇开个人的伤痛,而在努力的解剖和探究其中的深理和深义,因为我们需要勇气去直面自己的错误,需要科学的精神,去解答错误的根源,以规避于世界和未来。虽心中在饮血,但他们仍在为国而拼命的奔跑!

  我们感恩他们的风骨与勇气!而我知道,那在一代一代文人的心中,是永不会被丢弃和遗忘的珍贵品质。

  但同时,我们更要以温柔的眼睛,望向那时候的大众。以“生存的视野”,还原那时候的食不果腹,还有那种扭曲于真人性的东西。“家琪谈到‘文革’时说:‘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给自己的战友而不是父母或子女,把最后的感情献给毛主席而不是自己的亲人,离‘自己’越‘远’、概念上越抽象的东西就越实在、越重要,我们谁不是这样?’”但想来,那是一种非日常状态,是一种被扭曲的思想,体现的是一种盲目崇拜。

  但黄老对这种盲目崇拜的普遍性有所怀疑,他觉得,在那些思想的废墟上,仍有所自己的思考,有所自己的选择的人有之,利用‘文革’之乱,谋求自我利益满足的人亦有之。

  所以,通过这些风骨犹存、正气凛然的文人学士,我们能够很清晰、很明亮的看见一段真实的历史,虽不能亲历,不能真正的感同身受,也足以让我们对他们说上一万句的感激。

  但发生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国与民,均遭受了灵与肉的深度重创,那一段历史需要被我们牢记,永远也不要遗忘。但以我之浅见,一个国,关起门来犹如一个家。一个家中发生的大小事情,经历的各种磨难,一个家中出现过的某种错误,某种迷失,既已发生,自不可重来,只有原谅。因为家国之间,正好比血脉相连。所以我希望老人们的心,能从悲伤中解放,能以更广博的心,将过去涵养。然后带着一缕微笑,望向未来,因为我们正走在一条不断前进的道路上。

  请大家原谅我一个未曾亲身经历的轻描淡写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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