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人性论必然导致对圣人或圣王政治的强调甚至崇拜，这是其人性思想的社会论意义。他说： “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隐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 荀子·性恶》，以下只注篇名）如果不是人性恶，圣王就没有必要存在，礼义也就毫无用处。这就说明，性恶论是圣人统治论的思想基础。

　　他明确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性恶》）“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 （《礼论》）他还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

　　有论者说：“荀子提出‘圣人化性起伪’说。……荀子在这里所说的‘圣人’是指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并不是现实中的自然人。其实，‘圣人’无非是社会群体的化身。荀子不在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政治制度的起源，而在人的社会属性中寻找政治制度的起源；不在先验的德性中寻找政治制度的起源，而在维系社会群体的需要中寻找政治制度的起源，这可以说是‘化性起伪’说中的合理内核。这种说法没有把政治制度的起源归结为神，避开了‘君权神授’的误区，体现了儒家人文主义精神；没有把政治制度归结为道德，避开了伦理主义的误区，从而使儒家政治哲学成为有实际指导作用的理论。”（宋志明：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我认为该论者的评论不够准确。荀子说的圣人只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并不是现实中的自然人吗？此说不能成立。他在“礼莫大于圣王”一句之后，接着说的就是“圣王有百，吾孰法之？” （《非相》），难道这数以百计的圣王都是他理想的人格，而不是现实的自然人吗？禹是荀子多次提到的圣人，难道禹也是理想的人格，而不是现实的“人”？

　　该论者说，荀子的“圣人化性起伪”说没有把政治制度的起源归结为神，避开了“君权神授”的误区。我认为并非如此。荀子确实多次谈到，在人性方面，圣人、君子与凡人、小人是一样的。“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性恶》） “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荣辱》）这些议论好像将圣人、君子放到与凡人、小人同等的地位，深究起来，却不是这样的，而且可以看出荀子人性论自身的矛盾之处。

　　既然圣人和小人的人性都是一样的，那么，圣人的人性也是恶的，也就是说，它本身不含有任何善端或萌芽。虽然圣人也有“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但这种“质”、“具”本身不可能产生善或善端，而须靠外部的力量将已经成形的“仁义法正”灌输进来而接受。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第一个创造礼义或仁义法正的是谁？换言之，它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这人不靠外力灌输，完全是自己创造的，那就只能说他的本性中就有礼义，就有善。而这一点，是荀子所定义的人无法做到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就不是人，而是神。这恰恰是“把政治制度的起源归结为神”，并没有“避开君权神授的误区”。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有另一种解释：这第一个发现礼义的人，是受到神的启示，由神赐给他关于礼义的思想。这同样是“君权神授”，同样是“把政治制度的起源归结为神”。

　　如果荀子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认为第一个创造礼义的圣人是自己发明的，并非神授，而且在在本性上与他人无异，那他就得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或有善端，本身就含有礼义这样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关于人性的思想，而认同于孟子了。

　　总而言之，无论怎样为荀子辩解，他的人性思想自身的矛盾，都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而这一矛盾的症结，则在于他对于圣人或圣王统治的强调。

　　该论者的评论也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荀子的“圣人化性起伪”说“避开了伦理主义的误区，没有把政治制度归结为道德”；另一方面他又说，荀子所说的“圣人”是指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并不是现实中的自然人。理想人格难道不是道德的东西吗？由具有理想人格的圣人来创造礼义，建立社会，这难道不是“把政治制度归结为道德”吗？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