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性与伪的关系，也就是恶与善的关系，两者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於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性恶》）他还说：“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这话的意思是，正因为人的本性中没有善，而人总是要追求那个他本来没有的东西，所以人必定会追求达到善。如果没有那个恶的本性，伪就没有可以加工的材料；如果没有化性为善的“伪”，人性不可能自己变成是美好的。所以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这样说只是论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或者顶多只是说，人为了在社会生存，应该改变自己的本性而趋向于善。但人有可能作这种改变吗？即“化性起伪”的根据是什么？人为什么可以做到“改恶为善”？
荀子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性恶》）他还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他在谈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为禹时说：“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性恶》）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荀子认为人人都有一种学习的愿望，一种用心思虑的能力，或者说是“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这就使得人人都有化性起伪、改恶从善的可能。冯友兰先生将荀子的这些说法归之为一种“智性”：“在《性恶》篇中，荀子试图证明，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但是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荀子认为涂人皆可以为大禹，是因为人有智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p。128）
有论者认为，荀子的这一说法“承认了无论何人都具有知仁义、行法礼的基础和才能，这就是荀子的自相矛盾之处，即如果认为这种基础和才能是先天具有的因素，那么它与孟子所说的本性有何不同？荀子回避了这个问题。”（赵骏河：荀子的人性论及礼学，齐鲁学刊1996年第1期）
有论者试图论证荀子的说法并不自相矛盾。他说：“‘知识心’是没有善恶的。‘仁义法正’具有可以认识的本质，而人又具有能认识‘仁义法正’的能力和条件，这样人就必然能认识‘仁义法正’。当‘知识心’知晓了‘仁义法正’之后，人心就从‘知识心’上升为‘礼义心’了，这就使‘化性起伪’成为可能。这是荀子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人性改造。”（陈德述：论荀子“性伪合而治”的人性管理模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
该论者以知识心与礼义心的区别来为荀子自圆其说。人人皆有知识心，或冯友兰说的“智性”，这不是善或善端；但它可以让人获得走向“礼义心”的知识，从而使“化性起伪”成为可能，最后变恶为善。
但孟子的四个善端中就有一个“是非之心”，四善中也有一个“智”，是非之心就是判断孰为善、孰为恶的能力，智也是指对于仁义礼的认识，它们都属于善的内容。荀子所说的“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与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或“智”有何不同？该论者未能回答这一问题。
我认为，要区别两者，关键在于，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对于善恶的判断，不需要借助外部因素的作用，人本然地就具有此能力；人本然地知道何者为恶，何者为善。而荀子所说的“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虽然人人都有，但这种“质”和“具”并不能自发地辨别善恶；必须在创造了礼义的圣人教诲下，具有此质、此具的人才能现实地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人连此质、此具都没有，则圣人的教诲不会起作用，“化性起伪”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尽管孟子和荀子在这一方面的提法，表面看起来十分相似，其实质是有区别的。孟子仍然是人性善论者，而荀子仍然是主张人性恶或不善。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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