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美国打压“华为”以来，一向低调的任正非先生成了网红人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谈话显示了一个大企业家的胸怀和眼光，特别是对于基础教育的强调，更是切中要害之谈。

　　记者问：“当外界都在担忧华为如此生死攸关的一个时刻，您反而有点超然物外要谈教育，教育还是您最关心的事情，为什么？ ”他的回答是：“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这些基础的科学走到这一步，如果没有从农村的基础教育抓起，如果没有从一层层的基础教育抓起，我们国家就不可能在世界这个地方竞争。因此我认为国家要充分看到这一点，国家的未来就是教育。”

　　他还说：“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比如硬件、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境的硬设施，硬设施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一个国家有硬的基础设施，一定要有软的土壤，没有这层软的土壤任何庄稼不能生长。”

　　对于基础教育的重视和强调，不仅仅只有任先生，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也都会这样说和这样做；任先生的独特之处，是对于哲学的重视和强调，把它放在跟文化和教育同等的地位。

　　我猜想有不少人会不同意或不理解任先生的提法，认为他是否把哲学的作用夸大了。多年来哲学在许多人眼里只有两点：一、它没什么用，二、它就是一诡辩。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学哲学，是因为它是一门必修的公共课；如果是选修，估计选它的人不会很多。就是哲学专业的学生，真正对它感兴趣的也不多，也认识不到它的意义，大都把它当成一个用来养家糊口的专业。

　　我是搞哲学的，当然认同任先生“灵魂在于哲学”的说法。同时我认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哲学的轻视和误解，也有它的原因。

　　任先生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说，从1967年开始，“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到“文革”开始时，他差不多读完大三了，学校给学生开的政治理论课中也有哲学部分，他应该也读到了。那么这里又“学习了许多哲学”，其内容应该是超出学校设置的课程。他对哲学的强调，也应该是源于这一时期的学习，而不是以前的课程。

　　哲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觉得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的绪论中说得比较清楚。他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记得上高中时，学习物理课，首先碰到的是牛顿第一定律或惯性定律：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不变。我问老师，为什么？为什么物体具有这样的属性？那个让物体改变这种状态的外力又是从何而来？老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并认为我压根就不该问这个问题，而且看我的目光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喜欢上物理课，因为它解答不了我感兴趣的问题。

　　其实这问题就是哲学应该回答的：物理学认为是公理而不予论证的问题，恰恰是哲学应该接下来予以探讨并回答的问题。惜乎哉那位教物理的老师无法站在哲学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尽管他上大学时肯定也是学过哲学的——至少是作为政治理论课的哲学。实际上，不仅他回答不了，就是那些哲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哲学专业的教师恐怕也很难有深度地予以回答。

　　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学的哲学原理并不足以解答这样的问题。他们学的哲学原理说，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经典力学则是假定静止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运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样一来，哲学原理似乎跟科学的基础对立起来了。这显然不是哲学应该做的事。

　　而且这一哲学原理本身也有问题，因为它还说：运动和静止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既然这样，那就是互为存在的条件，怎么能说一个是无条件的，另一个是有条件的呢？怎么能说一个是绝对的，另一个是相对的呢？这个地方是它始终没有说清楚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说运动和静止、绝对性和相对性的问题时，是否还应该考虑一下，它是只关乎这个世界本身，还是必定要涉及到认识这个世界的人。换言之，它是纯粹属于本体论的问题，还是必定要关联到认识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必定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实从哲学史上看，物质的固有属性是运动还是静止，一开始就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后来还有力求解决两者对立的看法，还有试图跳出纯本体论的框架、结合认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些看法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就错了；我们只能说，哪些看法可能比较肤浅或片面，而另一些看法可能就要深刻一些或全面一些。不去深入探讨和消化这些哲学史上的种种看法和观点，只是背下某一种看法或观点，将它视为独一无二的真理，是无法深入解答这一问题的。而且这也不符合哲学的本意。哲学不是预先确立若干真理或公理，再循此成一系统，解答万事万物，就像上帝面向芸芸众生一样；哲学应该是通过不同看法或观点的辩驳，让真理愈辩愈明，愈辩愈深入，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看法或观点都被包容在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为哲学真理的呈现作出了贡献。

　　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不从根本上改革，国人普遍轻视哲学的状况就很难有改变，任正非先生所说的作为国家强大之灵魂的哲学就很难有希望实现。

　　(二)

　　任正非先生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还谈到“三年自然灾害”，他说：“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

　　任先生在文中叙述的情况真实、生动，十分感人，能引发我们这些同为饿肚子人的强烈共鸣。柳传志先生在读了任先生的文章后，也回忆了自己当年的情况，他说：那时他在北京读高中，每月32斤粮，半斤油，半斤肉，他还饿得受不了。其实柳先生的情况还算是好的，他在首都，皇城脚下，市民的粮油供应情况比其它城市好得多。我家生活在一个矿区，周围是农村，离县城大约10里路。那几年，我们的粮食供应，大人每月大约二十来斤，未成年人就只有几斤到十几斤，而且极少是大米或白面，大多是带壳子的高粱粉、玉米粉或是以前用来喂牲口的豆饼粉，有的还有霉变。食油每人每月只有二两，还是什么劣质的棉籽油，有一股难闻的味儿。至于肉，做梦去吧，哪有？在农村，那就更惨了：没有任何粮食供应，公共食堂早就垮了，家中没有一粒粮食，青黄不接，只有挖野菜、挖草根、摘树叶、剥树皮吃，甚至吃观音土。

　　这些就不去说它了，要说那几年饿肚子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想说的是，任先生用的这个词“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时期“是否恰当。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这一时期，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因饥饿死亡。这个词容易给人印象：之所以饿死这么多人，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如果是这样，这些饿死的人，以及更多虽未饿死却因饥饿遭受严重身体损害的人，就只有抱怨自己的命不好，怪不得任何人。那么历史也就只须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落不下什么痕迹。如果这一事件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那么它就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严重的人为事件。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算是官方对这一事件的正式表态和定性，虽然它不可能使用”饿死人“这样的语言，所谓人民遭到的重大损失，不是饿死人和饿坏许多人的身体健康又是什么？也就是说，官方认定，那三年饿死人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而不是自然灾害。因此，即使按照官方正式的说法，”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一个不恰当的词。

　　不过这一说法并未完全排除自然灾害的因素，那么这里就有两个个问题：一、那三年是否有全国性的重大自然灾害？二、这种自然灾害是否必定会导致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那三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全国性的严重自然灾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有。这两种观点都拿出了许多资料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说法，而且对于“严重自然灾害”的界定也各置一词，若非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一时间还真搞不清楚孰真孰假、孰是孰非。

　　我觉得这里争论的不是事情的关键，第二个问题才是切中要害的。自然灾害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就是粮食减产，人们因缺粮而饥饿致死。因此，那三年全国粮食减产多少，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我们看一看下面的列表：

　　1959-1990年重大旱灾对全国粮食的影响

　　年份 全国人口

　　万人 粮食

　　总产

　　万吨 人均

　　产量

　　公斤 受旱人口

　　万人 粮食减

　　产量

　　万吨 人均减产

　　公斤/人 灾区减产

　　公斤/人 减产

　　比例

　　%

　　1959 67202 17000 253 4703。4 1080。5 16.0 229.7 6.0

　　1960 66207 14350 217 6107.4 1127.9 17.0 184.7 7.3

　　1961 65859 14750 224 6433.6 1322.9 20.0 205.6 8.2

　　1972 87177 24050 276 7825.1 1367.3 15.7 174.7 5.4

　　1978 96259 30475 317 7905.3 2004.6 20.8 253.6 6.2

　　1981 100072 32500 325 9385.8 1856.5 18.6 197.8 5.4

　　1986 105721 39150 370 11666.9 2543.4 24.1 218.0 6.1

　　1988 108654 39408 363 13229.9 3116.9 28.7 235.6 7.3

　　1989 110356 41442 376 11820.8 2836.2 25.7 240.0 6.4

　　平均 20.73 215.52 6-8

　　（该表引自百度百科《三年自然灾害》词条）

　　从该表可知，1972、78、81、86、88、89这几年全国粮食减产总量都比那三年的任何一年高，1978、86、88、89年全国人均粮食减产量也比那三年的任何一年高，1978、88、89年灾区人均粮食减产量也比那三年的任何一年高。这表明，这些年份的旱灾要比那三年严重，却没有发生因粮食减产而饥饿致死的事件。换言之，那三年饿死那么多人，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人身体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并不是旱灾导致粮食减产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这原因就是人为因素，是决策错误，具体来说至少有下列三项：一、大办公共食堂造成大量粮食浪费；二、加大粮食征购量；三、继续和加大粮食出口。

　　1959、1960、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然而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分别为6740万吨和415.75万吨；1960年的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万吨和272.04万吨，粮食净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数据引自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亿公斤换算成万吨，出口量根据其它资料作了修正）1959年的粮食征购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9.6%，1960年的征购量占当年总产量的35.6%，这样的征购量实在是太吓人了。

　　如果不是坚持把公共食堂从1958年一直办到1961年，而是及早解散它，还粮于农民家庭；如果不再出口粮食，反而及时进口一些粮食；如果不但不提高粮食征购量，反而适当地降低它，是完全可以缓冲和抵消这两年由于粮食减产而带来的损失。一方面是超大量的粮食征购，另一方面是超大量的粮食出口，再加上公共食堂把农村仅有的一点粮食消耗、 浪费殆尽，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集中在一个时期的极其严重的缺粮状况，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劫难逃。这一全国大饥馑的状况，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我们这些饥饿者当时都相信“自然灾害”是导致大饥馑的说法，因为话语统治的力量太厉害，我们能够感受的只是周围一片地区的情状，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饥馑的发生，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上面说什么，我们就只有相信什么。所以我的同代人在谈那段历史时，往往会蹦出几个字“三年自然灾害”，任正非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也不能怪任先生，他的工作不是对那段历史进行专门研究。然而那些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让人失望，不但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反而在有意无意之间遮掩着什么。

　　偶然在网上搜索到一则供高考复习用的历史课试题（有多所中学采用了这一试题）：

　　表为1956-1961年中国粮食进出口量的统计数据（单位：1000公吨）。对此解释较为合理的是

　　年份 出口量 进口量 净出口量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2.0 4155.5

　　1960 2720.4 66.3 2654.1

　　1961 1355.0 5809.7 -4454.7

　　A.表中数据与该时段的粮食生产状况不符，明显失真

　　B.1957-1959年粮食出口持续增加，表明农业政策效果显著

　　C.该时段粮食存在进口，说明“一五”计划成效有限

　　D.1961年粮食进口量激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这个试题的标准答案是D，即“1961年粮食进口量激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个答案看起来似乎没错：如果1961年不进口粮食，那就不只是三年大饥馑，而是四年甚至更长。问题在于这个试题的设计，1959和1960年大量出口粮食导致的惨痛后果完全给遮掩或忽略了，学生甚至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们只知道“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如果都是这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任先生所说的成为国家强大之灵魂的教育，恐怕也是没有什么实现的希望。

　　我总是希望能建立一个纪念碑，上面也无须有多的语言，只要刻上：“在1959-1961年期间，中国因饥饿致死多少多少人，他们的死不是自然灾害或其它非人力可抗因素造成的。”

　　只有这样，我们这些当时活下来的人才会心中稍安，才会少一点内疚感；之所以内疚，是因为说到底，我们能活下来，是以他们的死亡为代价的。在那个食物极度匮乏的特殊年代，一个人获得食物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失去获得食物的机会，尽管他们之间可能根本就不认识、完全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在那一年代活下来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有罪的，尽管我们自己也是这一悲惨事件的受害者。我就是以这种赎罪之心写下这篇短文。

　　最多再过几十年，我们这代人中年龄最小的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人由于我们的惰性、忽略或遗忘而无法认清事情的真相。任正非先生说得好：“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确实，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去做那些本该我们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孩子，让他们认清事情的真相），那么，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重演，而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写于2019-6-16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