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乎丘民为天子”，我想这样简单的道理，诸侯国君倘若不是弱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于国家可以说是操够了心。河内地区遭了灾，我把那里的人民迁移到河东，还将河东粮食运一些到河内。河东遭了灾，我也是这样处理的。考察邻国的政治，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用心的。尽管如此，邻国的人民不减少，我的人民不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的回答是，梁惠王是“五十步笑百步”（《 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打仗时当逃兵逃跑，那跑了五十步的跟跑了一百步的有什么区别？他凭什么去嘲笑跑一百步的？孟子的意思是，梁惠王的所作所为在实质上跟他邻国国君没有什么区别，并非他施行的是仁政而别人施行的是暴政，邻国的人民就不可能跑到他这里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当时的国君大都认识到得民的重要性，据史料，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孟子所说的办法来获得民的拥护。如春秋初期，齐国管仲实行的税率改革是“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晋国“作爰田”，晋文公在租税方面实行“旧田半税”的改革。春秋后期，齐国贵族陈氏在收税时采用了“大斗出、小斗进”的拉拢手段，齐国出现了“公弃其民而归之于陈氏”、“归之如流水”的情况。（参看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p。46-48）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得到民，得到民心。他们并不是由于孟子的教诲才这样做的，而是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这就有一个问题：实际上这里是诸侯之间为了争夺人民这个国家的资本而在某种程度上展开竞争。但竞争是有限度的，即减少向人民的盘剥的数量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按照孟子自己的说法，是税率不能低于百分之十，否则就是“大貉小貉”了；也不能高于百分之二十，否则就是“大桀小桀”了。诸侯国君对于民的优惠政策在这个范围内上下浮动，怎么能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看来孟子自己的说法就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也许是在思想上反映了当时的诸侯国统治者自身的矛盾。
孟子多次呼吁，诸侯间不要因为争夺土地而发动战争。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于死。”（《 离娄上》）他还指出，行仁政的君主以德服人，不需要很大的疆土。“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公孙丑上》）为什么？因为行仁政者就可以得民心，得民心就可以得民，“得乎丘民为天子”，不需要通过战争占领土地就可以获得天下。
孟子的这些话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为什么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的战争实际上从未停止过，孟子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人听呢？按照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要得民心，就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满足人民的欲望，而尽可能避免加给他们所厌恶的东西。实际上这里还是落实到君主盘剥人民的程度问题上：如果导致人民活不下去，自然会失去民心，失去民。如果盘剥得少一些，人民的负担小一些，他们能够拥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对统治者的态度自然会有所不同。
但施行孟子所说的仁政也是需要条件的，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有足够的土地给人民去耕种。没有足够多的土地，就不能拥有足够多的人民；没有足够多的人民，君王要想从人民那里获得足够多的赋税就会受到限制：加大对人民的剥削力度，可能会把人民给赶跑了，是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离娄上》）；将剥削的力度限制在所谓“仁政”的范围之内，君主又感到所得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要解决这个两难的境况，大概只有向外扩张，通过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来获得更多的人民。所以说，从深层次看，孟子所反对的诸侯间为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战争，与他所倡导的仁政并不一定是对立和矛盾的，其目的都是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不过孟子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仁政果真无敌于天下吗？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尽心下》）他不相信周武王伐纣会弄到“血流漂杵”的程度，因为周武王是至仁，而纣是至不仁，因此他不相信《尚书·武成》的有关记载。但诸侯之间争夺土地的战争，很难说哪一方是仁，哪一方是不仁，哪一方是至仁，哪一方是至不仁；他们之间顶多就是程度上的差别，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这样，残酷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诸侯之间能够比拼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谁更能行仁，而是谁更有实力，更能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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