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主要体现在征税政策上。他提出实现王道、无敌于天下的“天吏”五条，除了第一条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外，其它四条都是关于征税的：一、在市场划出空地来储藏货物，却不征收货物税，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自己的货物拿来交易；二、在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这里的道路；三、对于种地的人，除了依照助法助耕公田外，不再征税其它的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在田野耕作；四、在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征收那些雇佣税和地税，那么天下百姓都会高兴，愿意来这里侨居。 孟子说，“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 （《公孙丑上》）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论语》里有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颜渊》）这里的“彻”，是按照实际收成交十分之一的税；“二”是交百分之二十的税，比“彻”翻了一倍，而哀公仍嫌不足。到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这种增加人民赋税的情况愈演愈烈。孟子自己也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他所倡导的君子是只征一道税，而当时的国君恐怕多半不是君子，税率往往在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而不顾人民的死活。据梁启超考证，春秋“作税亩”、“用田赋”，即在原国有土地的一重负担(以地力所产的一定比例课税)到二重负担（加上按土地本身即亩数课税）到三重负担（加上按照家口即力役课税）。（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58-59）

　　《孟子》中记载有周朝制定的官爵和俸禄的等级制度情况。“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万章下》）按此计算下来，大诸侯国国君的俸禄相当于一家农户全部收入的320倍；中等诸侯国君的俸禄是一家农户全部收入的240倍，小国国君的俸禄相当于一家农户全部收入的160倍。

　　孟子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万章下》）现在的诸侯国君为了不让周朝的这些规矩妨害自己任意盘剥人民，将这些文献都毁掉了，因此他无法解说得更加详细。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诸侯，他们实际所得，应该比上列周王室的规定多得多。孟子的仁政，是希望回到周王室的规定上去，不要盘剥人民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