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样才能让民有基本生存的条件呢？

　　首先，要让民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耕作。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而现实情况是：“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梁惠王上》）

　　他在同一篇里两次提出仁政的根本措施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上》，另一处除“七十者” 变为“老者”，文字完全一样。）

　　而要落实这一仁政的重要措施，首先要准确丈量土地。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滕文公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制民恒产，并非将土地分给农民、土地归农民所有。此时的土地制度是国君授田，授予的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农民并非土地的所有者。（参看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p.75-84）有论者说，孟子提出的“恒产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拥有私有财产制度的理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3页，转引自吕庆华：试论孟子的商业经济思想，广西商专学报1999年第2期）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这里所谓“恒产”，就是指人们长期占有的生产资料等财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

　　在准确丈量土地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确定赋税的方式及数量。古代税收方式有三种：贡、助、彻。贡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得出一个常数，无论灾年还是丰年，都必须按照这个常数交纳。助是将田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农民在公田上“助”耕，公田的全部收成就是他们应交的税，此外不再交其它的税。彻是分别不同情况通盘计算出一定的税率，依此交税。孟子认为，这三种方式中，最不好的是贡法，因为它违背了孟子让民能够生存下去的仁政思想：“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 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滕文公上》，以下只注篇名）

　　无论是哪种方式，古代的税率都是十分抽一，即交百分之十的税。孟子为滕文公设计的税法是，野人用九分抽一的助法，而都邑及近郊的国人，则按照十分抽一的税率交税。为什么野人交的税高于古代的税率，这是否与孟子的仁政原则相违背呢？我想，孟子的理由应该是：古代（殷人）是每家70亩地而行助法，而他设计的是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滕文公上》）这一设计使得助法只能是九分抽一，但私田的面积要比殷人时代大，完全归己的私田收成要比那时多，这样算下来，要交的税（实际上是付出在公田的劳务）并不比那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