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善有四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两个。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他还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

　　一个是对待父母，一个是对待兄长，一个是仁，一个是义，只要做到了这两点，天下就可以得到治理，天下就太平了。至于礼和智，那都是附着在仁义之上的。这样的理论看起来确实是简明易行，但细想起来仍有问题：

　　其一，一个人对父母孝，对兄长敬，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天性。当然，这里也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父母对子女也相应的慈，兄长对弟弟也相应的呵护。其实被孟子看作小人、野人的下层人民，大多不乏这种亲情，可以说体现了人性善；倒是他视为高贵的上层统治者之间则经常有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兄长的事情，其目的是为了王位。他们确实不讲仁义，孟子的话多半应该对他们而发，但真正听进了的似乎不多。为什么？按照孟子的说法，这样的人是无法保住自己的国家和地位，而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没有遭受惩罚，反而俨然成了正宗；在强势力面前，人们也就承认了既成的事实，让它合法化。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都是这样的。所以，孟子的话没有多少人听。

　　其二，孟子以仁义二字为中心的行善思想，其结果不仅不能导致一个平等的社会，反而为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依据。《孟子·尽心上》中有一段话：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认为，当舜的父亲犯罪杀人时，舜应该把抛弃天下看作像丢弃破鞋一样，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这就是被孟子视为人性善典范的舜，在他设想之下应该有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人性善最根本的一点是对父母孝，也就是仁。

　　《告子下》中还有一段与兄长有关的话。有人问孟子的学生：“礼与食孰重？”学生回答说：“礼重。”对方接着问：“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学生不能回答，然后去请教孟子。孟子说，对方是“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当然是食为重了。他要学生去追问对方：“如果要扭断你哥哥的胳臂而抢夺他的食物才能得食，不然就得不到食物，你会去扭断自己哥哥的胳臂吗？”

　　孟子想以此证明礼或义比食更重要。扭断哥哥的胳臂是不义、非礼，该人不能为了食物而作此不义之事。但前面说的是，这里的食是关涉人是否饿死的问题，那么孟子的问题就应该变成：当这个人因缺食快要饿死时，他的哥哥手中有食物但不给他，他是应该从哥哥手中夺取食物，甚至把哥哥的手扭断了也在所不惜，还是不应该去夺食物，就让自己饿死算了？想必孟子的答案是“饿死算了”。但这样的做法真正是合理的吗？是合乎人性善的吗？而且这里孟子特别假设是“扭断哥哥的胳臂”，而不是假设一个与快要饿死者没有亲情关系的人，显然认为这两种假设是有根本区别的。一个是明显的不义，一个则不是那么明显。

　　孟子还说过：“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离娄下》）同室之人即自己的亲人，他们斗殴，即使自己披头散发没有束冠（这被孟子认为是不合乎礼的要求）而去解救他们，那是可以的。如果只是乡里的邻居斗殴，这样去救他们，那就不对了；这时要做的，是把自己的门关好（而不管他们的闲事）。这里孟子把自己的亲人和非亲人是分得十分清楚的，对两者的态度是迥然有别的。由所谓的人性善思想引发的行为规则，并非是对人人平等。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有论者认为，这段话体现了一种平等精神：“‘亲亲’被看成是仁的最真实的内容，同时也是仁的起点。‘仁民’即是对人民的爱，包含对人的尊重，具有道德尊严上的平等之义。”（ 蒙培元：从孟子“仁民爱物说”看儒家生态观，大众日报1999年8月9日）我们以上述舜的例子来分析一下，这里果真有什么平等吗？回答恐怕只能是否定的。帮助作为杀人犯的父亲逃跑，使其避免应有的惩罚，这确实做到了“亲亲”；但抛弃治理天下的职务，也不考虑对被杀者的伤害，这里哪有什么“仁民”？也就是说，当两者冲突时，孟子认为应该将亲亲放在第一位，而仁民则应服从前者的利益，民的利益被损害也是应该的。这两者在孟子那里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根本不是平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