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一书记载的情况看，孟子当时到诸侯各国宣扬他的仁义之道时，跟随的车子有几十辆、跟随的人有数百名，他们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由所到国的国君供给他们吃喝等用度，以至于他的学生彭更问，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孟子的回答是，根本不过分，像他这样“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的人，获得这样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的。(《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

　　实际上孟子将自己的这种活动看成一种职业，他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滕文公下》)这倒是道出了其活动的实质。既然士之当官，就像农民种地一样，也是一种职业，那么，第一，为什么前一种职业一定比后者高一等呢？第二，为什么两者的收入差距那么大呢？孟子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他的另一个学生公孙丑问：“《诗经》说‘不能白吃饭呀’，而君子不种庄稼也来吃饭，为什么呢？”孟子的回答是：“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尽心上》）

　　他还说：“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 （《公孙丑上》）他还谈到天爵与人爵的关系：能做到善的，这是天爵，那么公卿大夫的官位这些人爵也就随之而来；如果得不到天爵，那就只有去做别人的仆役，或者已经得到的人爵也终将失去。这里显然是将一个人具有人性与否，与等级制度中人的地位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由此孟子得出那段名言：“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

　　孟子还把为官之道同对善的领悟联系在一起。他说：“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一个人要想获得上司信任，必须首先获得朋友信任；要获得朋友信任，必须获得父母欢心；要获得父母欢心，必须自己要诚心诚意；自己要诚心诚意，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善。所以，至诚地追求善，是获得上司信任，不断地往上爬，官越做越大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离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