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说，如果天下人都彼此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那就会无不孝，无不慈，无盗贼，无叛乱，无国与国相攻。“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由此他得出结论，要改变天下大乱的现状，就必须采用“兼相爱交相利之法”，这一办法的基本精神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一来，“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兼爱中》）其结果是“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兼爱下》）
与兼相爱、交相利对立的是别相恶、交相害。“别”就是区别人我。由于这种区别，人们才互相伤害。“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兼爱中》）
他还具体举例说明两者的区别。一个是兼士（按照兼相爱的原则行事的人），一个是别士（按照别相恶的原则行事的人）。兼士看到朋友饥饿时就给他吃；受冻时就给他穿；有病时就去服侍；死亡后给予埋葬；因为这样做符合兼相爱的原则。别士看到朋友饥饿时不给他吃；受冻时不给他穿；有病时不去服侍；死亡后不给予埋葬；因为这样做符合别相恶的原则。墨子问，如果有人要出征打仗、生死未卜，或要出使远地、前途未卜，他们想把自己的家室、父母、妻儿托付给一个人，他会托付给这个兼士还是这个别士？墨子自己回答说，天下的人，就是傻子也会托付给这个兼士，而不是这个别士；就是自己不相信兼爱原则的人也会这样托付。（《兼爱下》）
他还举两个国君为例，一个是兼君（按照兼相爱的原则治理国家的国君），一个是别君（按照别相恶的原则治理国家的国君）。兼君看到百姓挨饿时就给他们吃；看到他们受冻时就给他们穿；看到他们生病时就给治疗；看到他们死亡后就给埋葬；因为这合乎兼相爱的原则。别君看到百姓挨饿时不给他们吃；看到他们受冻时不给他们穿；看到他们生病时不给治疗；看到他们死亡后不给埋葬；因为这合乎别相恶的原则。墨子设问，如果今年有瘟疫，百姓有许多人已经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他们想在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个，那么他们会跟随谁呢？墨子自己回答，普天下人，就是傻子，也必定会跟随这位兼君，而不是别君；即使不相信兼爱原则的人，也会作这种选择。（《兼爱下》）墨子以此论证，兼爱的原则是正确的，兼爱的力量是巨大的，人们会不自觉地认同它，哪怕是反对者也会被其征服。
有论者（多半是儒家的人）质疑墨子：“实行兼爱恐怕不符合父母的利益，有害于孝道吧？”墨子的回答是，孝子当然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自己的父母；要做到这一点，孝子就应该首先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父母，而不是憎恶和残害别人的父母。这样，别人才会爱护和有利于你的父母。（《兼爱下》）可见，实行兼爱与实行孝道是一致的。他还说：“智亲之一利，未为孝也，亦不至于智不为己之利于亲也。”（《大取》）只知道有利于自己的父母，还不能算是孝；但也不应该明知道自己有利于父母的事，却不去做。
墨子兼爱思想的主要依据是：“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兼爱中》）这话听起来是不错的，仿佛是十分有力的论据。实际上仔细琢磨，它未见得可以看作一个公理。“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情况固然有，相反的情况即“以怨报德”和“以德报怨”的情况也并非少见。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落到实处就是个人、家族、国家之间不分彼此。赞同这一主张的应该是那些弱势人群、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地位低下者和相对缺少知识的人，因为墨子的主张如果得到实现，就可以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因此，墨子的学说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如孟子所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这影响主要是在社会的中下层。对于上层人士，那些强者、势众者、富者、贵者、智者，恐怕是听不进墨子的话的。也就是说，墨子说的“兼相爱、交相利”到了实际操作层面，真正得利的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而必须付出的，是那些社会上层人士；对他们而言，不仅没有得利，反而有所损失。尽管墨子一再解释“兼”并非他首创，早在禹、周文王、周武王那里就已经实行了兼的原则，诸侯们恐怕是不会听他的话的，大国国君肯定是听不进去的。
写于2006年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