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残疾，所以买了这种票，不信的话，您看看我受伤的脚。”中年人满脸堆笑，很温和地回答，同时，他赶紧拉开受伤的脚给女列车员看。
那中年男子左脚板只剩下一半，还缠着绷带，脚脖子还红肿着。女列车员飘了一眼，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满脸怒气地问：“你有“残疾证”吗？请把“残疾证”拿出来给我看！”
中年男子赔笑解释说：“我是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受的伤，当地不受理外籍户口者办理“残疾证”，而我又是替私人公司打工，出事后老板就跑掉了，我没有钱到医院治伤，只好买了一张残疾人票回家……”
这时列车长走过来，问明情况后说：“我们的规定是，买残疾票，必须有“残疾证”，你拿不出“残疾证”，就得补票，你必须补足差额，我们是只认“证”不认人。”
中年人尽力从身上找钱，只找到了几个零钱，根本不够补票的，于是他局促不安地向车长请求：“我因受伤失去了工作，这张票的费用还是工友们帮我凑的，买票时售票员看我这样，对我说，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残疾人可以享受儿童票价，所以卖给了我这张票。求你们宽容宽容我，行吗？”
“这不行！”列车长果断拒绝。
这时女列车员对车长说：“既然他拿不出钱，就让他到车头去铲煤，用打工来补钱。”
许多乘客见此情景，开始围拢过来。这时，从对面的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位老先生，看上去一个很有学养的文化人，他很和善地问列车长：“请问，你是男人吗？”
“我当然是男人！”列车长理直气壮。
“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是男人呢？请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让我看一下。”声音仍然柔和。
“我活生生一个大男人站在这里，还需要证明吗？”车长气哼哼地反驳。
“我和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你拿不出‘男人证’，你就不是男人。”老人的口气非常平和。
女列车员见状，赶忙替车长解围：“我不是男人，你有事问我好了。”
“你是人吗？”老人的声音开始严厉。
“你怎么骂人？”女列车员扯着嗓子生气地质问。
“我没有骂人，这只是一句问话，你如果是人，请把你的‘人证’拿出来证明！你如果是人，会让一个受伤的残疾人去铲煤吗？你如果是人……”
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满车厢旅客的热烈掌声打断了。
列车长和那女列车员见势不妙，转身溜走。临走，那女列车员还扔下一句：“真是不讲道理。”
作者感言：一个活生生的残疾人站在面前，难道还不能证明他是残疾人吗？我们不知道女列车员说的“道理”是什么？是铁路方面的规定？还是本次列车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制定的补票规则？
如果是前者，女列车员和车长恰恰是自己“不讲道理”，因为铁路部门规定，残疾人乘车可以购买儿童票，享受半价。这是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和关爱，那个受伤的农民工理应享受这种优惠待遇，他尚未痊愈的脚伤和车站售票员卖给他的半价车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如果是后者，那是他们这次列车自己的“道理”，在补票费可以提留一部分作为奖金的通则下，为追求高奖金而不择手段，是他们“只认‘证’不认人”这个“道理”的根据，显然，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道理”，是这次列车的霸王条款，是对乘客正当权益的侵犯。
老人的反击是有力的，他利用归谬法反证了“只认‘证’不认人”的荒谬，保护了弱者，维护了正义。
至于那位女列车员和车长，不仅仅是不讲道理的问题，他们的灵魂也被现实的功利腐蚀了，他们不仅缺少“以事实为根据”的理性，更缺少“同情心、怜悯心”的人性，特别是那位女列车员，无视农民工尚未痊愈的脚伤，竟残忍地让他去铲煤，所以，于理于情他们都是应该受到谴责。
说到同情心、怜悯心，就是人的恻隐之心。孟子通过日常观察，得出结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说这是人的天性，人人都有。现代脑科学已经证明了孟子的说法：当看到弱者痛苦或好人受到欺凌时，人会立刻做出“感同身受”的反映，自己也会感到痛苦，同情心、怜悯心油然而生，这是一种移情现象，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但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后天的人生旅途中，既可能得到强化，使人更富有同情心、怜悯心，进而产生关爱心；也可能被弱化，使人变得冷酷无情，甚至不惜讥讽、伤害他人。
导致恻隐之心弱化甚至丧失的原因多多，但最关键的的因素是金钱、权力等功利对人的侵蚀。在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人被物化了，物性占据了人灵魂的中心，人性在物性的挤压下被边缘化，人在追求物欲的过程中变得失去理性和人性，有时甚至疯狂，那位车长和女列车员的行为就是证明。
我们说这个小故事，还意在褒奖那位老先生。面对弱者被欺凌，他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其大义而凛然、柔和而刚毅的气势，让一切邪恶无容身之地，那女列车员和车长只能落荒而逃。我们要好好象那位老先生学习，当我们面临坏人、坏事，特别是遇到弱者、好人被欺凌的时候，应该象那位老先生一样，敢于站出来保护受害者，以伸张正义。如是，坏人、坏事才会没有市场；如是，社会的道德冷漠才会被消除；如是，良好的社会风气才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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