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问题，老百姓在饿肚子甚至濒临死亡的情况下，如何还会对政府有“信”呢？这就要靠统治者平时对老百姓思想上的教育和训练了。比如，给老百姓灌输这样的思想：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莫养君子。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统治者可以教训老百姓让他们跟着走，但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老百姓学了君子教授给他们的大道理，就容易听统治者使唤了。孔子所谓的“民信之”就是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之上的。这样时间长了，老百姓即使处于濒临饿死的极限状态，也会继续遵守统治者制定的礼，保持对统治者的信任和忠诚，不生二心。这才是“立”得起来的民，才配称为民。而能做到这一点的统治者才是真正达到孔子要求的统治者。

　　统治者“去食”究竟是去谁的食，统治者为什么选择“去食”而保留“民信之”，《论语·颜渊》中的一段话最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为政之道，关键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礼，它是构建君民关系也就是信的基础；对统治者来说，它比“足食”重要得多：如果失去了这一点，即使足食，他也吃不着了，因为这时百姓不认为供养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这是统治者“去食”而保留“民信之”的关键。我觉得齐景公在理解孔子的意思方面，恐怕比徐复观先生更为准确。

　　在涉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一话题时，徐复观还对朱熹的解释作了评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徐复观说：“朱注主要的意思是说民宁死而不失信于统治者。但他下这样的解释时，心里多少感到有点不安，所以插进‘宁死而并不失信于民”一句，于是‘自古皆有死’之‘死’，变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死。”他认为朱熹的态度有些调和，其解释在文理上显得有些牵强附益。（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在他看来，朱熹这样做，是因为“内心感到统治者自己站在人民上面去要求人民为信而死，这种片面的要求，总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便把统治者与人民绾带在一起，而成为统治者与人民共为信而死。”（同上书，267页）他指出朱熹这种似乎圆满的解释与孔子的基本精神不合。我认为朱熹在基本点上并没有错会孔子的意思。孔子此句之实，乃是要百姓死；朱熹说君民共死，只是想把孔子的意思解释得让老百姓少一些反感而已。

　　徐复观认为，朱熹注释上的错误是来自一个更大的错误：这就是“把修己的德性混淆为政治上对人民所要求的标准”。（同上书，第267页)孔子乃至整个儒家，只是对自己在道德上有很高的要求，将人生的价值放在德性上，而对于百姓则是将他们的自然生命要求放在第一位。他说：“若以修己的标准去治人，如朱元晦们认为民宁可饿死而不可失信，其势将演变成为思想杀人的悲剧。”（徐复观：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但我认为，这种可能导致思想杀人的悲剧并非来自朱熹对孔子思想理解上的错误，而是孔子本人思想的应有之义。

　　一方面，孔子确实将君子与小人区别开来。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他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君子应该努力做到的，就是通过教化使小人认可君子的那一套东西，顺从君子的意志。正如前面所引用的，“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还提出治理百姓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也就是用德行来要求百姓，用礼制来规范百姓的行为，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产生羞耻感，从而与统治者产生认同，达到信的地步。

　　我认为，孔子乃至后来的整个儒家，在修己方面的要求与政治上对人民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否则礼治、德治均无“治”的意思了。至于说孔子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我没有看出孔子有这样的意思。相比而言，如果没有一种以礼为特征的社会，孔子认为人的存在是无意义的，近于禽兽，“立”不起来，非人也。因此，与自然的生命相比，这个礼的生命也就是“信”的生命更为重要一些。所以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还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这里礼与信应该是同义词。

　　徐复观反复说，孔子这段话中的“信”只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不是对人民的要求。（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意思是统治者只是要求自己做到让老百姓信任自己，不是要求老百姓对政府有信。实际上，这个“信”既包含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也包含百姓自己是讲信用的、守信的、知礼的、对政府是忠诚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归根结底，都是对老百姓的要求。

　　李泽厚先生在论及孔子这段话时说，它强调了政治要守信任，“符合近代契约论原则”（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我认为这一评价是不正确的。虽然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跟社会契约思想却是毫不相干的。首先，社会契约思想的基础是，所有订立契约的人，其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自由意志的表达。而孔子所说的“信”，是统治者单方面造成的，它要求老百姓对统治者的忠诚，恪守统治者制定的各种规矩，这里双方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其次，孔子这里说的“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守诺言的意思。在他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也只能算作小人，算不得真正的士。（参看《论语·子路》）真正的士首先应该具有的品质，是遵守礼的规定。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