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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要君主饿死”的说法为什么不能成立——孔子的社会思想(五)

时间:2019/5/28 作者: 黄忠晶 热度: 227682
  下面试对徐复观先生的论证作一些分析,说明“孔子是要君主饿死”的说法为什么不能成立。

  首先,徐复观认为,只有第二种解释,孔子的这段话在文理上才是通顺的。他说:“孔子所说的‘ 足兵’,是就政府而言,因为人民没有兵;由此可以推知‘民信之矣’的‘之’字,必就政府身上说,即是‘人民信任政府’才可讲得通顺。这两句既都是就政府身上说,即可推定‘足食’也是就政府身上说。去兵是去政府的兵,去食乃去政府之食,即是停止征收赋税;则‘ 民无信不立’,乃说的是人民不信任他的政府,则政府站不起来;岂不是文字与义理皆很条畅了吗?”(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

  “去食”确实是政府行为,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去”的就是自己的“食”,即停止征收赋税;它也完全可能“去”老百姓的“食”。单就这两个字本身还不足以说明是哪一种情况,这得看下面“自古皆有死”到底是要谁饿死。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直接从文字的意义上看,这一句话的主语是民,宁可饿死而不能无信的是民。如果要将这句话解释成是统治者宁可饿死而不失信于民,直接从文字上是找不到根据的,除非假设孔子这里省略了一个主语,即这句话应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则君)不立”。但这只是一种假设,从文理上说并没有第一种解释通顺。其实对徐复观所主张的那种解释而言,在文字上最通顺的说法应该是“自古皆有死,君无信不立”,但孔子并没有这样说。

  除了从文理上推敲,徐复观还列举了孔子其它一些言论来论证他的解释。如他说, 孔子在政治方面提出“节用而爱民”( 查《论语》并无此句,这里当是《论语·学而》中的“节用而爱人”之误),“因民之利而利之”,以至“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在另一个地方除了再次引证了上述第一和第三条言论外,还加了一条 “子适卫,冉有仆”时孔子的议论。(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徐先生只是简单引用了这些话,并未作什么分析,似乎这些话本身就说明孔子不可能有第一种解释的意思。他反问道:“孔子岂有站在政治立场上会说‘人民宁可饿死’之理?”(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他十分肯定地说:“孔子断无民可以饥死而民之信不可以放松的意思。”(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我不怕麻烦,愿意对徐先生列举的孔子言论逐一作出分析如下:

  “节用而爱人”的全句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里是“节用而爱人”,而非“节用而爱民”,对于民只是“使民以时”。人与民在孔子那里是有根本区别的。“人”是跟统治者血缘关系很近的人,他们多半是“官”而非民。而民则是跟统治者血缘关系很远甚至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是被统治者。从这里得不出在“去食”的情况下,统治者宁可自己饿死也要守信于民的思想。

  “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孔子在回答子张的问话“何谓惠而不费”时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意思是,君子利用老百姓自己创造的财富而让他们获得好处,这就是施了恩惠而君子自己并无花费。孔子这里实际上是教给统治者一个“利民不损己”的高招,根本看不出有让统治者损害自己的利益而让百姓获得好处的意思,更谈不上为了获得百姓的信任而宁可让统治者自己饿死。

  至于“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是孔子应子路的要求“愿闻子之志”后回答的,全句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朋友”是指平辈的亲友。这里孔子并非泛指三种不同年龄段的一般人,更不是专指不同年龄段的老百姓,而是指他不同年龄的亲友。无论是否有意,徐复观先生在引用时将“朋友信之”略掉,客观上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以为孔子说的是泛指的人,包括老百姓。这句话也不能说明孔子主张统治者宁可饿死也要让老百姓觉得他是守信的。

  最后一条: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徐复观评论说,孔子这是主张“养先教后”,因此他不可能主张“民可以饥死而民之信不可以放松”。(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孔子说的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发生的事情,并非是在强调哪一个东西更重要。他所说的是事实判断,而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即使他提出了“养先教后”或“先富后教”,也并不意味着他主张“养重于教”或“富重于教”。这里并不是将两者的重要性作比较,而只是陈述一些事件自然发生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么,孔子这段话中最强调的还不是“富”,而是“庶”,即人口足够多。显然孔子并没有“人口足够多是最重要的”、“人口众多比富和教更重要”的意思。

  王充将这段话作为孔子自相矛盾的证据,他说:“子适卫……语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贡去食而存信。食与富何别?信与教何异?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为国,意何定哉?”(《论衡·问孔》)实际上孔子并没有矛盾,“先富后教”并不意味着“富重于教”。徐复观指责王充理解能力低下的一个理由是,王充“已引有‘子适卫,冉有仆’的故事,知道孔子本是主张先富后教的;他却不能由此作文义的反省,由反省以导出正确的解释”。(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但徐先生对此的理解跟王充是一样的,都是基于这一点:“子适卫,冉有仆”的故事就可以证明孔子主张“富重于教”;只是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他认为孔子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孔子只会主张统治者宁可自己饿死也要守信于百姓。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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