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论者根据这几段话，论证孔子将仁看得高于礼，并且有不同于“克己复礼即仁”的思想。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论语》中“礼”一词的运用，有不同的层次，有多重内涵。当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里的“礼”是指周朝整个社会规范制度，是他认为最根本的东西。当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时，这里的“礼”是礼乐的礼，这是属于较低级、较外在的层次。相对这个意义上的“礼”，“仁”的层次当然可以说要高一些。
但孔子在谈仁的时候，同样也有不同的层次，有多重内涵。例如上面所说“孝弟为仁之本”，可以说是在最高层次上说“仁”的，是“仁”最内在的东西，不需要以其它更为根本的东西作解释。而将仁说成是“爱人”，则相对来说要低一层次，因为其内涵倘不以“孝弟”为根据作出解释，则可能引起歧义。又如，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这是在较低层次、较外在意义上说的。刚强、坚韧、朴实、寡言，这四种性格或品质，与一个人行不行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仁者或许不具有这些性格或品质，而有些不仁者或许具有其中的性格或品质。例如孟子，恐怕就不是一个“寡言”的人，他好发议论、好与人争辩，是出了名的，但从儒家的角度看，能说他不是一个仁者吗？
又如，孔子将“仁”界定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但立什么，这里并没有说明。难道“仁”就是自己无论想“立”什么，不但自己立，也要他人立？孔子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论语》中多次谈到立什么的问题：“立于礼”（《泰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看来孔子要立的应该是礼，而不是别的什么。在这里，礼显然要比仁高一个层次，因为后者必须以前者为解释的根据。
现在我们回到孔子论管仲的问题上来。孔子说管仲不知礼，是因为他跟国君一样，也兴建照壁；也有为外交国宴而设的安放酒盅的特制设备。管仲没有在这些建筑、器物方面跟国君区别开来，这当然是违反礼制的，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僭越行为，所以只能算是违礼之小者。礼之大者为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臣事君以忠”（《八佾》）。管仲对齐桓公是忠心耿耿的，在大的方面他是尽到一个作臣子的本分的。
子路和子贡认为，管仲在他原辅佐的公子纠死后不能以死相殉，反而当了公子纠的对头齐桓公的相，可谓是为臣不忠，因此是不仁。而孔子却认为管仲是仁者，他有什么根据？
首先，齐桓公作为齐国国君是合法上台的。他与公子纠为夺王位而争斗，是在齐国内乱无主之时，这时还不能说谁是齐国的合法继承人。而齐桓公捷足先登，据了国君之位，然后逼鲁国杀了公子纠，这不能说是“犯上作乱”，只能说是在合法的范围内铲除异己。这一做法于“礼”并没有什么不合。管仲在公子纠死后没有以死相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忠；但他转而做了齐国国君的臣子，在更高层次上也可以说是忠；虽然对公子纠有所不忠，但对齐桓公是忠的。
更为重要的是，齐桓公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在论管仲“仁”的前一段，孔子还对齐桓公作了评价：“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意思是，齐桓公是个正派人，不搞诡诈。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诡诈，是指“以臣召君”；按照实力齐桓公完全可以这样对待周天子，但他没有这样做。（参看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p。333）也就是说，齐桓公是在恪守周王室之礼。
孔子之所以称管仲“仁”，是因为他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尊王”。齐桓公称霸诸侯，是依据自身的实力，采用得当的策略，消弭他们的矛盾和纷争，将诸侯们联合在一起，避免了大规模内部战争的发生，整个过程都是打着周天子授权的名义进行的，“一匡天下”，从而维护了周王室摇摇欲坠的地位，延缓了周朝的解体。这是孔子最为称道的。说管仲仁，也就是他辅佐齐桓公保住了周王室，维持了周朝的统一，维护了周礼。
其次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做到了“攘夷”。当时生活在周王室及其诸侯国四周的戎狄势力很大，经常骚扰和侵犯周王室和中原，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威胁。齐桓公在管仲的策划下，多次联合诸侯打击来犯的戎狄，使得华夏文明得以保存。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没有管仲，周王室以及诸侯国可能不保，中华文化会灭亡，他孔子也会沦为落后的狄戎民族当中的一员。这里强调的是华夏与狄戎之间的差别，强调要对抗狄戎以保全华夏文化，也就是保全周礼。尊王和攘夷的意义是同一的。其实孔子赞赏于管仲的，仍然是那个根本的东西：克己复礼，尽管管仲在小处有失礼的地方。
有的论者却说，孔子的评价表明他克服了“‘克己复礼’具有的某些保守主义倾向”，表明孔子“对人、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充满着无限的爱，并且这种爱已不再关乎个人利益，甚至群体利益；已不受个人政治主张、家族甚至民族政治倾向影响，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人类的‘博爱’精神。” （夏毅辉：试论孔子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说老实话，我一点也没有看出孔子有这种精神，这种评价应该是没有根据的。
还有论者评价这几段话说：“孔子批评管仲不懂‘礼’，却称许管仲‘仁’。肯定大于否定，不仅可见‘仁’高于‘礼’，而且造福于民的功业大德高于某些行为细节和个人小德。”（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p。97）关于仁是否高于礼，我在前面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赘。孔子确实说了“民到于今受其赐”，但相对于“尊王”、“攘夷”这两层意思，是比较不重要的，不是第一位的，是附带的一说。因此，与其说孔子是重视管仲“造福于民的功业大德”，不如说是“克己复礼的功业大德”更为准确一些。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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