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以下只注篇名）真人，也就是悟了道的人，对于生和死都坦然接受，顺其自然。
为什么应该取这种态度呢？这是因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人的生死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就像自然界永远有黑夜和白天一样。有许多东西都是人所无法干预的，这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情状。“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能让万物死亡的，它本身不会死亡；能让万物生长的，它自身也不会生长。要能够做到不受生死问题的困扰，就须得像使万物生死而自身不生不灭的道一样，在万物迎送成毁的纷扰中保持心灵的宁静。
庄子还描述了多起人们对待死亡的情况，来形象地阐发他关于生死的思想。
子来病得快要死了，他的妻子、儿女围着他哭泣。（顺便说一下，《庄子今译今注》[陈鼓应译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页将“其妻子环而泣之”中的“妻子”译为白话时仍然译作“妻子”，为错译；应该译为“妻子、儿女”或“妻儿”。）朋友子犁去看他，呵斥他的妻子、儿女说：“一边去！躲开！不要惊扰了造化中的人！”子来对子犁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如果铁匠正在铸铁，一块铁突然从炉中跳出来说：“一定要把我造成一把莫邪宝剑！”这铁匠一定会认为它是一块不祥的铁。而一个人偶然成了人的形状，他就喊道：“我是人！我是人！”造化者必定会认为他是一个不祥的人。子来最后说：“我现在把天地当作大熔炉，把造化当作大铁匠，往哪里去不可以呢！”他说完话就酣然睡去，然后又惊喜地醒来。
看了这段话，首先觉得子犁有些不通人情：子来快要病死了，其妻儿围着哭泣是人之常情，也应该说是自然的。为什么要呵斥对方？当然，子犁也有他的道理。他和子来等朋友约定，“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大宗师》）既然生死存亡为一体，是一回事，那人死了干嘛要哭泣悲伤？但是，生死存亡果真是一回事吗？的确，人的出生和人的死亡都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从这一点来说，它们之间没有区别。但生与死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样的，毋宁说它们之间有根本的区别，这区别就是：他活着的时候是可以用他的行动直接影响社会和他人，改变生活，塑造自我等；而死后除了在世时的影响可能继续起作用，他作为一个活动的个体已经不复存在。子来举的这个“不祥的人”的例子，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祥”。铁确实不会知道自己是铁，但人就不一样，“知道自己是人”应该是人的特点。不知道自己是人的人，也就是将自己等同于其它物的人，是否可以算是人，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一定要用造化造人的说法，那么，它在造人时必定给了人这一特点，否则庄子也写不出这样一本论人的《庄子》来：当庄子谈到人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可能是“不祥”时，这种谈论本身就显示了人的特殊性。
关于生死问题，《庄子》中最有名的一段是“鼓盆而歌”：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庄子正坐着边敲击盆子边唱歌。惠子说：“你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了、死了，你不哭也罢了，还敲着盆子唱歌，不也太过分了吗？”庄子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悲伤呢？可后来一想，她原本是没有生命的，不但没有生命，甚至连形状也没有，不但没有形状甚至连气也没有。在恍惚之间，变得有了气，气变得有了形，形变得有了生命，而现在又变为死，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变化一样。她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这一巨室之中，而我却嗷嗷哭泣，自己以为是没有弄通生命的道理，所以就不再哭了。”（《至乐》）
庄子说，人由什么都不是，到变成有生命的人，到失去生命的死，是一个类似四季变化的正常过程，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问题不在这里，引起我兴趣的是：庄子也承认，在妻子刚去世时，他也很悲伤，也在哭泣，只是后来想通了，才止住了哭声。我认为，《庄子》中这一段话表述的意思应该是：甚至连庄子本人也无法完全避免所谓一般俗人才有的感情，在亲人去世时仍然动情。由此看来，生死是一自然过程固然是一真理，在庄子看来是最高层次的真理，生死有别也不能说就是谬误之见，因为这也是一个事实。人可以节制自己失去亲人的悲伤，但亲人去世时感情伤怀也是正常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必然的。由此可见，庄子并不如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一味地将生死等同起来，而是在看到异中之同时，也看到同中之异，其心态和思想十分复杂，从而能够更深刻地体味人和他所在那个世界的关系。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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