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疏的支离其形的模样，我们都领教过了，庄子说，此“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支离其德”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德行上、精神上也把自己给弄残废了。具体来说，就是人云亦云，唯唯诺诺，不让人注意自己的存在，存在跟不存在没有什么区别，多自己一个不多，少自己一个不少，等等，也就是顺世。

　　如果一定要拿出世和入世来衡量庄子的处世态度，那么，说他随世也好，游世也好，顺世也好，他虽然既出世又入世，两者兼而有之，但其实质仍是出世，入世只是表象。他反复说了这样一些话：“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庄子·德充符》，以下只注篇名）“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大宗师》）这都是表达了一个意思：真人、圣人、至人的真实生活是在内心，至于在社会上的表现，那是外在的、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

　　庄子从未提出过一个人应该反抗社会，在他看来，这种反抗似乎是徒劳的、没有用的。实际上，一个人如果真正修炼到“坐忘”的程度，对于外界的任何刺激均无反应，那也就跟植物人差不多了。做人做到这个份上，无论说得多么玄妙，也是可悲的。既然可以修炼到生等于死的“坐忘”程度，为什么又不可以在社会上我行我素、率性而为，而要谨小慎微地做人，千方百计地在社会的空隙中讨生活，以求自我保全？庄子的为人处世思想确实有一种自相矛盾和冲突的东西，而且他本人的行为与他提倡的东西似乎也有矛盾：例如他拒绝应聘做高官，那又是何等决绝，一点也不顺世、随世。如果他真正达到“坐忘”的程度，我们也无法看到他的这部《庄子》了：坐忘的人不会写书，写书的人还没有坐忘。换言之，庄子希望在精神绝对自由和社会中绝对不自由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注定无法得到实现的理想而已。一个人的自由，只有在改造自己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