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议和大纲”出笼。谈判结束后，中方与联方共同举行记者会。会上，“倭瓜国”（日本）钦差大臣小村寿太郎，想借用汉语楹联的方式，来炫耀八国联军的武力，意在羞辱清廷。这个钦差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诸位，为了庆祝八国联军的胜利，我们日本一楹联大师早就撰写了一幅上联，特向在座的各位诚征下联。”说完，他亮出一张白绢，上面用汉字写着“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單戈独戰。”接着，他又拿出一条同样尺寸的白绢，高声说：“那位能对上，就写在这条白绢上。”
这是半幅拆字联，“奇马”合而为骑，意为骏马，喻意战车先进；“长弓”合而为张，意为满弓，喻意武器精良和子弹上膛，宝剑出鞘，来势汹汹；“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借用“琴瑟琵琶”上的八个“王”字，喻意八国联军个个高高在上，可以称王；“單戈”合而为戰，意为任何一国军队都能单独战胜中国。这半幅上联的基本意思是：八国联军战车先进，武器精良，士气十足，其中任何一国军队都可以单独打败中国，称王称霸。
在场的中国官员和记者看了上联，无不气愤，而八国代表则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小村寿太郎更是得意洋洋地看着众人，转而把目光投向李鸿章，操着并不熟练的汉语，怪声怪气地说：“李大人，君乃国学名士，恳请赐下联。”
李鸿章亦怒不可遏，但强压怒火，思忖片刻，即令人拿来笔墨，又命小村寿太郎将白绢铺好，旋即大笔落素绢，一气呵成，回敬了二十一个大字：“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合手擒拿。”
这也是半幅拆字联，“人委”合而为倭，国人称日本为倭国，倭是形声字，声旁“委”本义是无精打采、不振作、萎靡，在此标声兼表意，“倭”表面特指日本，实际泛指八国联军，意为八国联军个个是无精打采、萎靡不振的军队；“龙衣”合而为袭，袭本义为侵扰、偷袭，龙衣是高贵的龙袍，在此指中国，意为用不正当、不正义的手段侵略我们伟大的中国；“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借用“魑魅魍魉”四字的鬼字旁，喻意八国联军是四对妖魔鬼怪，个个侵入我国边境；“合手”合而为拿，意为我国人民一定会合力将犯边的四对小鬼一并擒拿。这半幅下联的基本意思是：你们八国联军也只不过是一群士气不振的乌合之众，你们这些妖魔鬼怪都来侵犯我中国的边境，迟早我们会把你们一个个都收拾了！
这下联不仅对得工稳贴切，严实合缝，而且针锋相对，正义凛然，让在场的所有国人出了一口恶气，个个拍手称快。小村寿太郎见此奇联，面如死灰，仓皇收绢溜出会场。
作者感言：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中堂大人如果能在谈判桌上如此血性和机敏睿智，恐怕就不会从他手上签出三十几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了，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时，举国震惊，“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也从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而当他和庆亲王奕劻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时，国人声讨他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我们说这则小故事，无意褒奖李鸿章，只想借这个话题，评说一下李鸿章和他的“议和”政策，目的是提醒国人，当外敌侵我领土、夺我财富、杀我人民、辱我妇女、烧我房屋的时候，请不要轻言“求和”。请牢记，绥靖、养虎终为患！
在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晚清四大名臣中，李鸿章的名声最差，许多国人都认定他是投降派、汉奸、误国者、卖国贼，但认真回顾一下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时的历史，把这些罪名一股脑都加在他的头上，确实有些过分。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在敌强我弱、强敌虎视眈眈想灭了你的民族或国家时，在对外政策上，历来都存在“主和”和“主战”两派。面对外国列强，看看积弱积贫的大清帝国，李鸿章是“外须和戎”“力保和局”的主和派，他想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手段保住民族国家，但遗憾的是，弱国无外交，对于一个弱国来说，想主和，除了用割地、赔款等方式安抚强敌外，别无他路，所以，屈辱条约一个个被迫签订，是其“求和”的必然结果。根子在国家的积贫积弱和“主和”的策略。
在我看来，说李鸿章是汉奸，是投降派，是卖国贼，都冤枉了他，他不想卖国，更没有投降和当汉奸，他骨子里想得的是保国、强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想通过“和戎”的外交手段，为国家争取安定环境以图自强。因此，他提出并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一方面，他通过外交手段与洋人周旋；另一方面，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大力兴办实业，先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钢铁厂、机械厂、电报局、洋枪局、轮船局、招商局，修建了我国第一条铁路，组建了我国第一支近代舰队。毫不夸张地说，他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救国强国之心，苍天可鉴。
说李鸿章是误国者，恰如其分，这是因为，他力主的“和戎”政策，虽然动机是好的，但决策错误，耽误了国家，使中国不断蒙受割地赔款的屈辱，他自己也背上了那么多骂名。主和者会说，我们根本打不过列强，如果主战，中国势必被东洋列强瓜分。此话差异！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开启之际，东洋各国虽有坚船利炮、洋枪洋炮，但绝不是现代的高科技军事装备，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战场上彼此交手的最后争夺。我国有四万万人口，占世界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抵御外敌侵略，保国保种，系国民之共同心愿，只要政府振臂一呼，响应者云集；我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再则，当时中国也不是清一色冷兵器，洋枪火炮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是有的，并正在发展之中；而更重要的是，东洋各国是远涉重洋来打我们，人数及军事补给都是有限的，他们除了在军事装备上有优势外，其他方面都不占优势。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清政府毅然主战，拿出镇压太平军和义和团的勇气、力气，并动员全中国的老百姓，同仇敌忾，把侵略者赶出国门是不成问题的。
而主和的结局是什么呢？其害处有三：
害处一：列强得了好处并没有罢手，而是欲壑难填，变本加厉地的要挟中国、欺辱中国，好欺负谁都来欺负，这似乎是历史的定制。
害处二：不断地割地赔款，而越割越赔就越贫弱，越贫弱就越没有反抗的力量，只能越受人欺辱。
害处三：。违背了国人意愿，伤了全国人的心，瓦解了意志，丧失了凝聚力。
这最后一点最可怕，因为一旦人心散了，就失去了斗志，就很容易被打败。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撤出东北，几个月的功夫东北全境沦陷，据说，有的县城，五六个日本兵扛着枪走进去就占领了；听老一辈人讲，当初日本人在东北并屯的时候，一个日本兵扛一支三八大盖押解男女老少几百人赶路，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一个县城的人对付不了五六个个日本兵吗？几百人打不过一个小鬼子吗？都不是，关键是人心散了。
有人评价李鸿章说：“一生功过在和戎。”在我看来，“和戎”的“过”是主要的，其中的积极推进洋务，算是“功”，但处于次要地位。
也许有人会说，“主和”的最后决策是西太后，李鸿章只不过是执行者，说他是“误国者”，也过分。其实不然，李鸿章是当时清政府的中堂，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是重臣，他不仅是决策者之一，而且在决策队伍中说一不二，正是他最积极主张“主和”，所以，李鸿章难辞其咎，难逃其责，说他是“误国者”，一点也不过分。
李鸿章晚年对自己做过这样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油尽灯枯之际，他写了一首临终诗，以表心迹，诗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确实是晚清王朝这“一间破屋”的裱糊匠，他是大清帝国的铁杆忠臣，为了“内悦昏君，外御列强”，他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竭尽全力来裱糊这间风雨飘摇的破屋。他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党，是效忠大清的奴才，他骨子里从来就没有过“拆了这间破屋并在此基础上建一座新房”的想法。毋庸讳言，李鸿章很有才气，也很有能力，兴办实业、搞外交很有一套，可惜生不逢时，“裱糊匠”是他的宿命。
顺便说一句，上文提到的对联，还流传一个版本：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和北京后，非常骄横傲慢，在一次歌舞宴会上，有一个所谓中国通的洋人摇头晃脑，面对清廷官员说：我出一联，看看诸位谁对得出？我的上联是：“琴瑟琵琶，八大王单戈对伐”。当时清廷的众多官员，瞠目结舌，面面相觑，正在全场闷声窒气、尴尬不堪之时，清廷一要员，忍无可忍，气愤万分，霍然站起说：我对得出，我的下联是：“魑魅魍魉，四小鬼合手擒拿。”这一版本是原版的缩减，也没点明上下联的作者，想来可能是人们不愿意提及李鸿章，故稍作改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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