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一年父亲作为“反动技术权威”、“特务分子”被押在矿井下推矿车，每月发生活费10元；母亲被关押在“五不准学习班”交代问题，病重仍不准出来；我下放在农村。我回家后不忿闯进学习班与他们论理，被绑了起来，说是搞破坏。最后他们放我回家，仍不准母亲出来，只是允许我们送饭去。
妹妹还在家。她66年初中毕业，未能被推荐上高中，遂被工厂招了工。这时也被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赶了回来，硬逼着她下乡。正好宁夏的堂兄来了信，说他那里少数民族地区也许可以不下乡，可以安排一下，要我去一趟。为了妹妹不下乡，也想为自己找条出路，我决定去宁夏。
没有路费，只有扒货车。我从下乡的地方走了几十里路到了铁路线，乘夜上了一列货车直到郑州。不敢再往前扒，怕搞错了方向，于是买了一小站去洛阳方向的票，到站下车后再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扒车。
车到洛阳停了，已是夜晚。我在车站转悠，准备有了适当的车再扒。忽然有人凑过来，说：“你是往前边去的吧？那边风紧，我还挨了打，你看！”他指指自己的脸。这人年龄跟我相仿，拎着个时髦的包，脸上看着是有点肿。听他的言语，好象是个黑道上的人；他大约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再三忠告我不要再往前走。
我仍在车站徘徊。突然，一幕惨剧在我眼前发生：一节载牛的车厢上下来一个农民——也许是押车的——走在铁轨上；迎面驶来一节火车头。他来不及闪避，也许是惊呆了不能动弹，车头从他身上碾过去。狂啸的火车头，浓浓的蒸汽，我看不清他被碾的身子，也不敢走近去看。但就在相撞的一刹那，他的一只鞋飞了起来，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落了下来，却是我看得清清楚楚，也就作为定格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跟他同来的另一个农民惊吓得一边来回走，一边不停口地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不再会说别的话。
连受这两个刺激，我几乎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勇气。但是回去吗？被关押劳动的父亲、重病的母亲、被天天逼迫下乡的妹妹，我怎么给他们一个交代？不行，不能半途而废。于是我连夜扒车，到了西安。是夜，在公园一个长凳睡了一宿。清晨，我起来迎着朝霞走，觉得自己又恢复过来了。
继续扒车，终于到了堂兄家。孰知他的境况也不妙。他成份不好，结婚又拉了一屁股债，老丈人是个右派，在农场劳动。他想帮忙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住了十来天，跑了不少地方，终无结果。这时接到妹妹的信，说这边若无结果速回，她被逼得没有办法，最近就得下去。同时寄来六十块钱——这几乎是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是给我回去作路费的。
但我还是决定扒车回去。这次不顺原路走，而从包头、张家口到北京，再回家。在宁夏结识了一个美专的学生，他得知我的打算后说，北京管得很严，没介绍信根本不让呆，他有个朋友家在北京，是个女大学生，分配到宁夏建设兵团劳动，因病回家治疗，我可以到她住。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走了。堂兄送我到车站。我给他五十块钱，他不要，说让我作路费。我说我扒车扒惯了，还是扒车吧！他也困难的，留着用。推辞再三，他最后收了，流着泪。我没有流泪，好象也没有什么情感的波澜，只是考虑着马上还有一长段艰难的历程要对付——我的心肠已经很硬了。
这是四、五月间。我穿着一件小薄棉袄，外套一件雨衣躺在一个大机器的下面。塞北刺骨的寒风夹裹着轰隆轰隆的车轮声不断地向我袭来，使我在瞌睡中又屡屡被冻醒，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待到天明，车停了。有人上车检查，见我穿着绿雨衣坐着，遂说：“哦，解放军！”又下去了，他因为我是押车的。
这趟车一直扒到张家口，我下了——要是到北京，被车站的人抓住的危险性就大得多。我买了一张到北京的慢车票继续我的旅程。
我找到了美专学生的朋友家，在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简称全总干校。她家三人，母亲、妹妹、她。父亲已去世。她还有个哥哥在总参，她的病就在总参医院治。病很怪，四肢渐渐不能动了。
她人长得不错，待我也很好，像大姐姐。她还把她对象的照片给我看，跟她一个兵团。我觉得那人长得不怎么样，似乎不配她。她妹妹年龄跟我相仿，但未下乡，在工厂上班。
我到她家的当天她们母女三人就逼着我打麻将——三缺一嘛！当然是不赌钱的，打着好玩。我在她家打了三天三夜麻将，有空就打，再不干别的事。打麻将确实有瘾。我由什么都不会到什么都会了：不仅知道“和”，还知道什么是一条青龙、一条混龙。这三天无忧无虑，十分快活。
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终于告别了她们母女三人，在北京站买票沿京广线坐了一小站下车，又乘夜扒车，轰隆轰隆一直坐到江岸车站。
回农村后我还给这位大姐写过几封信。她回过我两封。最后一封离前一封的时间颇长。信中说，她因病情加重，四肢几乎完全不能动，所以不能写信，请我原谅；现在稍好一点，才回信。字体歪歪扭扭，似小孩所书。我看后感概良久。
自那以来四十年，再没有摸过麻将。到现在连麻将怎么个打法都不复记忆了，可谓落后于时代远矣！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打。
不知大姐是否还在人世；如在，也应是六十好几的人了。
若能再见她们母女三人，我愿重开牌戒，同她们再打个三天三夜！
写于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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