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亭对娜达丽亚的关系最能表现他的特点。
他的特点就是无特点，他的个性就是无个性。
他以其博学、聪明和口才吸引了娜达丽亚，又在她面前侈谈爱情，还写了一篇关于爱情的专题论文。这些引动了娜达丽亚对他的爱。他开始不觉得，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对等地爱娜达丽亚：后来觉得了，就作出一副爱她的样子，自以为是真诚的，并向娜达丽亚明确表示了。待到娜达丽亚决定违抗母命与他一起私奔时，他却退缩了、畏怯了。他劝娜达丽亚向母亲屈服。
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罗亭谈大道理是很有一套的。他在青年人中颇有影响，他有本事把大家零零碎碎的知识弄得有条理、有系统，弄成一个整体，取得确定的形式。他这样一弄，再也没有什么是无意义的、偶然的了，一切都是明亮清晰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合理性、必然性和美。而罗亭和那些受罗亭影响的人觉得自己就是那永恒真理的活的容器、活的工具，注定要起一种伟大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个罗亭，天才的罗亭、洞察一切的罗亭、掌握了世上真理的罗亭，却在一个十七岁的少女面前露出了本相。娜达丽亚在情况紧急时约他见面，他却搞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正爱他，假如离开了她，自己是否真正痛苦。而且他更搞不清楚，既然他认为自己决不会有意玩弄女性，为什么又要去挑动这个可怜的少女的心？为什么他又怀着秘密的颤栗去等待她？
娜达丽亚告诉他，母亲已经知道，并宣言宁可看到女儿去死，也不愿她做他的妻子，她问他该怎么办。罗亭的回答是，“我打算怎么办？我的头在打旋了——我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我只是感到我的不幸……我真奇怪你怎么这样镇静！”接着又说，“应该怎么办？当然，只有屈服。”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娜达丽亚当场指责他：“屈服！原来你就是象这样实践你高谈的什么自由呀，牺牲呀……往后，请你务必掂掂自己说话的份量，不要只顾嘴巴痛快……在你面前，有的是更值得你去做的事业呢。“最后一句是正中要害的一击。罗亭虽然是一个懦夫，常常自欺欺人，在这一点上还算诚实，他在给娜达丽亚的信中写道：“假如我是为了我将来的事业，为了我的使命而牺牲爱情，那也好；而我却只是为了落在我肩上的责任，畏难胆怯。”这是说的真话。
在现实的爱情面前如此退缩、畏怯的人，居然大言不惭地问别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谁在爱，有谁敢爱？”还花费时日去写一篇关于爱情的专题论文。这真是滑稽之极。象罗亭这样到了三十多岁的人，在经历了与娜达丽亚恋爱这样的事件后，他应该对自我、对人生、对一切有一个根本的反省。他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不是天才，不是英雄，不是永恒真理的代言人，也并不注定有什么伟大的历史使命，他只是一个与别人毫无二致的凡人，他的价值并不比别人高；这样，他或许可做一点事情。
罗亭的毛病在哪里？爱情也好，事业也好，首先需要的不是那种对所谓普遍真理的认识，而是一种热情、一种冲动，一种力。这恰恰是罗亭缺乏的。他表面热情，骨子里冷得象块冰。他对娜达丽亚承认，缺少这种东西，他就既不能打动男人的心，也无法征服女人的心，最多只能控制人们的头脑；而那是不稳定的，也没有用处。
罗亭无疑有哲学头脑，否则他就不会比别人更能把零散的认识弄出个头绪和体系来。但恰恰是这一点害了他，虽然不是哲学本身的错。普遍性如果不是从个别、特殊出发，概念的东西如果不是活生生的体验出发，那就是空对空，就是一种无意义的不能生育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要讲出个道理来，这本身就最没道理。且看罗亭闹的种种笑话：由于他喜欢用空话来钉死活生生的感情——无论是他自己的或别人的——他拆散了一对热恋之中的青年男女，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他自以为是根据神圣的义务行事，是为这对青年男女好。他得到娜达丽亚的爱情后，跑到情敌伏玲采夫那里，以绅士风度与之谈话，认为有神圣的义务（又一个神圣的义务！）表白自己的真诚（而此前不久，伏玲采夫有意当众侮辱罗亭，罗亭却不应声），把伏玲采夫气得发抖，几乎要与之拼命。罗亭自己却不清楚是哪里不对头。
也许这是一种时代病？可以这样说。但那一时代也不尽是罗亭式的人物，也有小说所极力褒扬的波科尔斯基那样的人物，他“看起来很恬静温和，甚至有几分文弱——但他发狂似地喜欢女人，爱热闹，从来不肯受人家的委屈。”“多余的人”是时代的产物，但“多余的人”又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给时代打上他们的印记，使时代成为他们的时代。这印记怎么个打法，对每个人说来，可没有谁能代他预先定好。
罗亭太看重周围人对他的看法和反应了。这跟他本人在理论上的强大（？）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涉及到他和娜达丽亚的关系，他首先想到的是她母亲的反应。“你妈妈不会答应……这真可怕。”“她把我看作一个撒谎拆白的人了！”她母亲把你看成一种什么人，这有什么关系？问题是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人。对伏玲采夫也一样，硬要伏玲采夫认为他高尚、诚实，结果是自取其辱。“他根本就没有性格，”列兹涅夫评价罗亭的话很中肯。
屠格涅夫借小说中列兹涅夫的口说，“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但这不是罗亭的过错；这是他的命运，一种残酷而不幸的命运，对于这，我们并没有资格来责备他。”这话不错。罗亭晚年承认自己只说了些空话，全都是空话，什么都没有做。列兹涅夫答道：“什么都没有做？又有什么可做呢？……说了一句好话，这也算做了点事情。”的确，在当时俄罗斯那种情况下，一个有理想、有才能的人是很少有机会做成一件事的。
然而我已在这里“责备”了罗亭，这话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在这里责备罗亭，如果不是为了借罗亭的形象来看清楚我们自身的某些弱点和毛病，那这种责备没有什么意义。
写于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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