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新年，谈谈新年、元旦，也算应时应令吧！

 

　　这个题目好像怪怪的，新年与元旦，在许多人心目中，不过是阳历年的不同叫法罢了，新年成了元旦，又有什么可谈的呢？但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

 

　　记得我的大伯对我说过，在他小时候，阳历年的正式称呼是“新年” 。至于“元旦”二字，除了在日历的阳历一月一日那一页上印着之外，实际使用的场合是很少的。那时，连他这个初中学生心里都明白，元旦仅仅是一月一日，而新年则指新的一年的开始，为时要稍长一些，这两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

 

　　这种科学的认识，我觉得今天还应该加以肯定。概而言之，新年包括元旦，但并不等于元旦。当我们说“庆祝新年”之类的话时，我们所要庆祝的，显然是一年之始的那一小段日子，而不仅仅是一月一日那一天。借用英语来说明，新年是New Year，元旦是 New Year’s Day，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英语民族的人们祝贺新年，有说 Happy New Year’s Day的吗？而如果有中国人把过阴历年说成“过正月初一” ，那也成了笑话。

 

　　所以，当半个世纪前大伯第一次看到“庆祝元旦” 的横幅时，觉得挺别扭的，总觉得这种说法不对头，不合乎科学。（我也有同感。顺便说一句，“新年”这个词，它的意味和声音，多年来都给我一种清新、生动的感觉，而“元旦” 这个词就显得有些晦涩、平淡了。——这也许只是我的偏爱吧！）

 

　　光阴荏苒，从大伯的童年到老年，一晃几十年过去，“庆祝元旦”的说法日益流行起来，而“庆祝新年”的说法越来越少，现在几乎绝迹了。此外，还有“元旦晚会” 、“元旦献辞”等等。总之，“元旦”大有取代“新年”之势。大伯说，Happy New Year被译成“元旦快乐” ，也许为时不远了吧！

 

　　大伯的话，引起我的深思。一开始我觉得，这只是个语言粗陋化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以后，汉语在大众化导向下发生的变化，有生动化的一方面，也有粗陋化的一方面。这后一方面的情形，据我所想到的，可以举出下面这些：表达枯燥干瘪，缺少文采（毛泽东曾将此列入“党八股” ，加以抨击 ），一些套话广泛流行（如“成绩的取得，是和……分不开的” ），一些用语不准确、恰当（如“候补党员”——后已纠正为“预备党员” ，“残废军人”——后已纠正为“伤残军人” ），或不合语法、逻辑（如“悬殊很大”——应作“相差悬殊”或“差别很大” ），等等。用“元旦”代替“新年” ，看来也属用语不准确之一例。

 

　　后来，经过一番思索，我发觉在这两这种叫法的变迁里，似乎还隐藏着同胞们一些微妙的文化心理，值得加以探寻。

 

　　“新年” 、“元旦”是节日名称的歧异，而节日是依托于历法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历法谈起。从前，咱们中国一直使用阴历（准确地说应该是“阴阳历” ），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起才使用阳历。“新年” 、“元旦”这两个词，在使用阴历的年代里也是有的，我们在从前的书里可以看到，那时它们分别指的是阴历年和正月初一。使用阳历之后，由于阳历的法定地位，它们就分别指阳历年和阳历一月一日了。

 

　　据说使用阳历之初，官方曾宣布废除阴历，因而阴历曾被称为“废历” 。但是，大概是由于民间的消极抵制吧，“废历”却总是废除不掉。后来官方只好俯顺民情，采取了“阴阳合历” 的折中办法，一直沿袭至今。　

 

　　同胞们之所以不愿意废弃阴历，除了积习难改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在广大民众生活中占着重要位置的一系列传统节日，如大年、上元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重阳节等等，都是和阴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又回到节日问题了）。对于同胞们来说，用哪种历法表示年月日，积以时日，不是不可改变的，但如果不让他们过这些传统节日，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了。

 

　　古往今来，同胞们眷恋着这些传统节日。那是团圆的日子，欢乐的日子，享受传统民俗情趣的日子，在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体现炎黄子孙之所以为炎黄子孙的日子。试想，如果没有了这些节日，人们不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年夜饭，吃元宵，什么时候吃粽子，吃月饼，而且，那“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的新春门联，那“东风夜放花千树” 的元宵景色，那和长吟“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连系着的端午蒲剑、龙舟，那会引起人们关于牛郎织女爱情故事遐想的七夕天河，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中秋对月祝祷，那“每逢佳节倍思亲” 的重阳登高情怀……这些美好的意境，动人的情感，都会从人们的生活里消失了。这样的状况，同胞们会接受，会容忍吗？

 

　　所以，尽管官方实行了新历法，民间还是照样过原来那些节。这种情形，在民国初年社会上流传的一副对联里，表现得颇为生动——
　　
　　夫妇勃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改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岂只如此，那时简直就是“你用你的历，我用我的历”——官方使用阳历，民间（尤其是乡村）使用阴历。这种局面持续几十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才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官到民，由城到乡，阳历基本上得到了普及。当然，仍然是“阴阳合历”——日历上，报纸上，在阳历的年月日下面都印着阴历（被称为“农历” ）的年月日，就表明了这一点。但阴历的实际功用已经不多，除了可以让人们知道什么时候过哪个传统节日，还有佛教徒初一、十五进行某些宗教活动，渔民掌握潮汐，以及钱塘江观潮这些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了吧！

 

　　但是，就在阳历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大形势之下，却悄悄发生了一种逆行现象——新年/阳历年受到人们贬斥，被剥夺了“年”字的称谓，成了“元旦” ，让阴历年独占了“年”的宝座。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在潜在意识驱使下，上层人士引导，社会上多数人自然而然趋于一致的过程吧！

 

　　这种情形，乍一看似乎有点儿“废历复辟”的气味，但仔细一想，事情并没有那般严重。“历”与“节” 固然不可分离，但这里人们所看重的，并不是“历” ，而是“节” ——如前面所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系列节日。

 

　　一年里传统节日这么多，但和阳历的节日会发生地位之争的却只有一个，那便是众节之首的阴历年。阴历年的魅力，它给人的神圣感远远超过其他那些节日，在同胞们的情感里，它作为大年、唯一的年的地位是必须维护的。说白了，人们不喜欢一年里过两个“年” 。为了满足这种潜在心理的需要，只好让阳历年受点儿委屈，由“新年”变成了“元旦” ，但这毫不妨碍他们使用阳历来表示年月日。

 

　　我对同胞们文化心理的这点儿剖析，如果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多少还触及了一些实情的话，那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心胸似乎就不够宽广了。既然是“阴阳合历” ，一年里就必然有两个年——阳历年是法定之年，阴历年是民俗之年。新年/阳历年，春节/阴历年，这些叫法可以并存不废，干吗非把新年贬为“元旦”不可呢？

 

    （顺便说说，港台那边，喜欢说“农历新年” ，祝贺阴历年也说“新年快乐” 之类的话，近年内地也受此影响。虽然这属于传统习惯，无可厚非，但阳历年也叫新年，阴历年也叫新年，总让人觉得有点儿乱，不如各有各的名称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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