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带了2002年，掐指一算，从1971年1月底，我离开广阔天地的第二故乡，到2002年11月。时光正正地跨越了32年。

　　2002年11月底。我在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担任经营部副部长，当时现场主体工程已经通过验收合格，还有少量的收尾工程尚未完成。施工现场处在交工验收阶段。

　　项目部的执行经理认为我和这几个监理的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都处得不错。我和这些监理都是北方人，平时打交道的时候关系都很融洽，就提出要我陪同监理，一起去洪雅县境内的槽鱼滩风景区旅游一下。

　　两天以后，我陪着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的几个监理，乘坐着长途客车，来到了槽鱼滩的风景区，陪着他们在景区内大致走了两三个景点后。

　　趁着监理们兴致勃勃地游览，观赏风景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道：“我当年当知青的时候，就在这一带地区，距离这个景区大概只有五六里路。”

　　几个监理同时惊异地看着我说：“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呢？”

　　我回答道：“我现在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我就想回到当年的生产队去看看。这几天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玩儿，什么时间回峨眉，给我打个传呼，发一个短消息。”

　　监理们忙不迭地说道：“不必了，我们自己直接取道回峨眉就行了。”

　　我对他们说：“那好，你们好好地玩儿几天吧，记住把发票和门票、车票给我留下，等我回去处理就行了。”

　　在告别了这几位工程监理以后，我轻松自在地踏上了返回第二故乡的路程，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沿途的自然风光。时光流转，掐指一算，转眼已阔别三十二年，这里的一切都大变样了。

　　原来从各个生产队到罗坝街上赶场的那些石板路，已经被宽阔的混凝土道路所取代，碎石板块铺就的老街道早已荡然无存，原来临街商铺的木板房，它们连一点儿痕迹也找不到了。

　　罗坝公社的场镇街道由原来的一字型变成了丁字形。街道加宽了很多，并排通行两辆客车的水泥路面道路贯穿着整个乡镇，并且与槽鱼滩风景区和通往洪雅县新民公社的混凝土道路首尾相联。街道两旁已经盖起好几座高楼大厦。原来的木门板结构的铺面根本看不见了。

　　我沿着原来下乡，从罗坝乡到生产队的路线，一路上仔细地寻找着心中记忆的第二故乡--光荣一队。在坡顶上走了一半的小路，刚爬上了一个丘陵高坎坡地，我突然发现，这条石板路已经走不通了。眼见得这条石板路不太远的尽头，密密麻麻地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蒿草。如此看来，几年以前，当地人已经放弃它，这条路已经不再有人走了。

　　站在这片丘陵的高处边沿，远远望去，我原来所在的生产队旧址上，只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的残垣断壁，其中还夹杂着黑灰色的瓦砾。农民们的老住房基本上都被拆光了。在我眼前呈现着满目荆棘杂草纵生的画面，魂牵梦绕纵横贯穿整个生产队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的确已经不复存在了：光荣一队的乡亲们都搬到哪儿去了？

　　此时此刻的我，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进的目标。只得顺着原路返回到罗坝场，沿着罗坝场镇的老街道，继续打听光荣一队的具体情况。

　　可在这阔别三十多年街道上，我转悠了好一阵，一个熟人也没有看到。问了好些人，他们都说不清光荣一队的准确地址。

　　正在这举目无亲万般无奈的时刻，一个拉三轮车的师傅把车骑过来，停在我的面前，主动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你晓不晓得七大队一生产队或者是光荣一队的地址？”

　　他热情地回答道：“我是光荣五队的，每天回家都要路过光荣一队。我在这里已经观察你好一阵了。总感觉到你的确是有些面熟。大概是当年下放到这儿的知青吧？因为就是现在这里的当地人，都有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还有七大队这一说法。”

　　我实在也记不清站在我眼前这个人，他是否肯定就是光荣五队的。不过，据这个拉三轮车的师傅自己说：他每天都路过光荣一队，那他肯定是能找得到的.我只得点了点头，半信半疑地就坐上了他的三轮车。（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原来这里连一条一米宽的路都没有，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人力三轮车。在我的记忆中，这里从来就没有三轮车。现在这里的一切真是大变样了。你说不相信也不行啊，人力三轮车就停在你眼前，由不得你不相信。时代是在变啊。）

　　几分钟以后，过了一座名叫三堰口的小石拱桥。在一个三叉路口，三轮车师傅停下了车，告诉我：“光荣一队到了，往左面一直走，看到前面道路两旁的房子就到了。”

　　下了三轮车以后，我信步踏上了一条不足6米宽的水泥路，向前走了二三十多米，就在右侧的路边看到一所小院，小院大门口挂着一块木牌，用粗黑的仿宋字体清晰地写着《罗坝公社光荣一队民兵联防队》的字样。看来这回我是找对了，地址绝对不会搞错。

　　我沿着这条水泥路面的公路继续又往前走，当走到路边两排新建的清一色二层楼小型住宅建筑群，我正站在街口向四下张望着，就听见路边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更不会错了。这里有人居然能在我阔别三十二年后，还能准确无误地喊出我的名字，这就说明他的确是认识我的，这就是说，没错，我总算是找对地方了。

　　我正站在路边，认真地听这个人正在向我描述着，这个生产队几十年的发展变化，突然看到街对面站着我当年的队长和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们都看见我出现在这里，立刻从路对面奔过来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几十年了，你总算回来了，能来看看我们，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接着越来越多的乡亲们都看到了我。整个生产队的人都拥到我的周围，七嘴八舌地问候我，问了很多问题，最多的是问我这三十多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大家在一起真有说不完的话。

　　这几天我在当年房东（那位民兵排长）、当年的生产队长和公社杨社长家里，和他们一起座谈了几个晚上。和生产队里的其他社员畅所欲言地聊着天。他们中间年龄和我不相上下的人都是爷爷辈的人了，他们的子女大多数都到外地打工去了。这些人在家里守护着孙儿孙女们,享受着天伦之乐。

　　我回到了当年的生产队，站在我的小木屋前，望着眼前的一片断壁残垣，感慨万千。经过反复辗转查询，终于找到了我当年的老房东，那位当年的民兵排长，头发已经斑白了。它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那年子，你离开生产队以后，你的那把锄头，就传到了后来下放到生产队的自贡知青手里。那几个知青也像你当年一样，拼命干活，非常舍得干。和队里社员们的关系都处的很好，表现相当不错。你在我们队里那阵，虽说当时条件再艰苦嘛，但你也就只干了两年，后来你就离开我们这里儿了。那帮自贡知青，可就没有你那么幸运。比你苦多了。他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六年啊，就说当年你留下的那把铁锄头，五斤重的。你走的时候，我给你称过。剩下了四斤半。自贡知青接着用。拿把锄头被磨得只剩下两斤多。这帮娃娃吃得苦，遭得罪，要比你多得多。他们才整得造孽啊！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们大队上所有的知青才算是全部走完了。那些可伶的娃娃们总算是都回家了，都回城了，只有和你们同年来的何群舒除外，她是在一九七八的年底、七九年年初，才抽调到罗坝街上铁匠坊去打杂。不管咋个嘛，总算是离开农村，能按月拿工资吃商品粮了嘛。”

　　现在生产队里的人口与我当年在生产队的时候相比较，整整增加了三倍。这儿有很多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了。根据国家建设和封山育林的需要，原来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和住房全部由国家统一调配在山下的河沟对面。每家每户都在住上了国家统一分配的二层楼的小楼房，每家每户的建筑面积完全相同，外表样式完全一致的小楼房，全部都是176平方米。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包括闭路电视），都用上了自来水，大部分都使用了液化天燃气，只有少数的人家还在用柴灶做饭烧水（这当然与生活习惯和经济实力有关）。

　　当然也有很多的熟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其中包括当年在生产队里的副队长、喂牛的五保户狗娃子祖孙俩，当年有特务嫌疑后来平反的王福坤，教给我拌谷种和点谷子的那位老人家。还有经常为我夜间举着马灯照路的肖大爷等等。这些令我感到非常后悔，我回来得太晚了。永远不能再看到他们，这的确是我终身的遗憾。

　　经过广泛地接触，和乡亲们聊天，了解到有一户老社员，他曾经在我第一次耕田的时候帮助我给牛套犁扣，教我如何使唤牛的那个老社员，他当时家里的小猪得病死了，因为家里非常困难，分给他的新房子就连内墙上保护红砖墙面的水泥砂浆面层上没有做任何刷白处理，就直接搬进去住了，他舍不得用自来水，仍然坚持每天从几十米外远处的井里挑水来做饭洗衣服，舍不得用煤和天然气作燃料来烧水做饭，锅灶里仍然烧着干谷草和街面上拾捡来的干树枝和枯树叶，为了抚养他们的孙子，他们经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实在没有钱再去买小猪来喂。

　　看到这里我很难过，马上掏出两百元钱给他，要他自己抽时间到街上去买两只小猪来喂，那二位老人不停地对我说着那些非常感谢的话语。我匆忙打断了他们的话，不忍心让他们继续说下去，但是我的心情也很不好受。我回城工作三十多年，工作忙也就一直没有回来看看乡亲们，心里经常感觉到非常有愧于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但我的确在内心深处是经常想念他们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第二故乡的每一个乡亲。

　　当年的队长家里，在这几年喂养了两百多只鸭子，白天就赶到在门前不远的冬水田里放养。我漫步在贯穿生产队冬水田的混泥土路面的公路上，远远望过去，可以看到，一片片白茫茫的鸭群在冬水水田的面上飞奔嘻戏着，在水面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雪白色的浪花。

　　我和队长开着玩笑说：“如果能把时光倒退几十年，你养了这么多的鸭子，假设我去偷你十来只，你能看的出来吗？”

　　队长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就是偷我二三十只我也看不出来。就这么和你说吧，我的鸭子现在只能说是号称两百只，究竟具体有多少只鸭子？我们一家人从来就没有数清楚过，反正只晓得一点，这一群鸭子都是我家的。鸭蛋我们家从来没有收齐过。经常有人在水田里捡到很多我们家的鸭蛋。”

　　我也笑着对他说：“看来你的确是家大业大，今非昔比了。”

　　队长说“这几年生产队里头只要自己身体没有病，手脚勤快一点，辛勤劳动，家家户户基本上也都搞发了。这阵子比起你当年下到生产队的那些日子,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了。”

　　在生产队里的这几天里，队长和队里的乡亲们纷纷拉着我，向我讲述了我离开生产队以后，与我同年下到生产队的那几个知青的大致情况：

　　吴乾刚在73年离开生产队，到铁二局西昌地区的一个机务段工作。据说在以后还当上分局里的主要负责干部，99年中期还到生产队去看望了队里的所有乡亲。颇有衣锦还乡的态势。大手一挥，拿了三万元的现金，挨家挨户地上门，分别送给了生产队里的所有乡亲。

　　只是在分配这3万元钱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分配好，不但得钱少的有意见，得钱多的也有意见，没有得到几个人满意，反而得罪了不少乡亲。惹得不少人至今还有意见。一旦有钱了，处理不好也是一件麻烦事。早晓得还要得罪那么多人，倒还不如把钱交给队里的干部们，由他们队上的人自己去分，效果可能更好，至少可以落得个清闲，体面地做了一个大好事。

　　后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吴乾刚到广东谋求发展，在近几年退休以后回到了成都，住在九眼桥附近的三观堂。

　　刘克刚在72年应征入伍，体检过关，在政审过程中接兵部队发现：刘克刚的父亲当时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据说还有特务嫌疑，仍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刘克刚能参军入伍的政审能否过关，接兵部队与公社武装部之间的争议很大，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让刘克刚顺利领到新军装。

　　当时周部长再三告诫要他，千万不要先急着回成都看父母，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要等到了部队以后再给家里报喜讯，一定要到部队以后才能把参军的消息告知父母。

　　刘克刚当时满口答应了周部长，一定做到暂不回家。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把周部长的话听进去。双腿刚一跨出公社大院，他便直接登上渡船到了河对岸，踏上了回成都的长途公交汽车，回到成都。穿着新军装的刘克刚，亟不可待地来到父母面前。

　　他的妈妈一眼看见穿上国防绿新军装的儿子，就知道是儿子参了军，非常高兴。马上出门到处炫耀。

　　可是这一切，竟被一个靠造反起家的街道干部看见了，她立刻赶到成都军区，去向有关部门告状。说是为了维护人民解放军的纯洁，决不能让走资派和有特务嫌疑的子女混进人民解放军的队伍。

　　结果可想而知。穿在身上的新军装被有关部门派人上门收缴了。同时用电话通知了远在罗坝公社武装部的接兵部队。刘克刚参军的事就这样被搅黄，彻底泡汤了。

　　几年以后，刘克刚在队里的劳动中受伤，一条腿落下了残疾。据说在75年以后。按照相关政策，办理照顾残疾，以病退的方式回城了。

　　当地洪雅城关镇的知青邓成义，在71年夏季。被调到乐山地区的515水电站当工人。以后就再无音信。

　　当地洪雅城关镇的知青何群舒，就是那个女生。她是我们五个知青中的经历算是最悲惨的。

　　在我们那个生产队里，包括以后从自贡、绵阳等地下放到这个生产队的所有知青，相继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

　　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审方面比较严格的原因吧，她的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相对要复杂一些，参军，招工，报考学校等等的一切，都与她彻底无缘，万般无奈的她，也就只能一直留在生产队里。

　　一直到了79年年初。全公社几乎所有的知青都离开了生产队，就只剩下何群舒一个人，还在以知青的身份在生产队里苦度时光。公社领导为了照顾她，把她从生产队调到公社罗坝场镇的街道上，安排在铁匠坊里（就是当年队长给我买锄头的那个铁匠坊）当勤杂工。好歹也算是吃商品粮，反正不会再在生产队里当农民，也算是结束了知青生涯。

　　当何群舒最后离开生产队的那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已经是29岁了，从19岁下放到生产队那天开始算起，到离开生产队，整整10年啊，8年抗战都打完了啊。她却在生产队里整整待了10年，她的整个青春时代，就在这个光荣一队，悄无声息地渡过去了。

　　据传说再以后，通过熟人和朋友帮忙，通过多方努力，她终于从洪雅罗坝街上的铁匠坊，转迁到了四川绵阳地区工作。

　　体现着洪雅县罗坝公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4年到1979年冬天，经过了15年漫长的苍伤岁月，终于以何群舒同学最后离开生产队为标志，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不过也有例外，在我负伤后重返山上中秋院水利工地的途中，当年28中的两个知青，苏习航和李德全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先锋五队）。他们按照生产队的安排，一起到山上的中秋院水利工地去出工，这两个小兄弟从后面追上了我，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着，打发着沿途的寂寞，不知不觉地翻越好几道大山梁，到达了山上白云深处的中秋院工地。打这以后，我们一起在隧洞里打钢钎，甩二锤，挨冷受冻地干了两个多月。

　　后来，在山上的工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都知青。估计他们是得到了招工方面的某些消息。都想到工地来表现表现。为马上就要出现的招工。奠定一点表现好的群众基础。谈们都知道，我一直在山上的水利工地，和工地上的领导及群众的关系都很好，也想借我的关系，要工地领导和那些知青所在大队的领导，多说几句好听的话，多说几句表扬这些个知青的话。为她们将来的招工等，争取为自己打下一些政治表现好的资本基础。

　　当我被调到山下水渠工地，离开了山上的中秋院工地以后，他们还在山上工地。后来我被调回了成都，隧道工程结束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生产队。继续挣他们的工分。苏习航在73年调离了生产队，到成都东郊的某信箱厂矿当工人。

　　1975年。四川师范学院到罗坝公社招收一批社来社去的代培学员。在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社来社去的前提下，为了想早日离开罗坝公社的生产队，李德全便慌不择路，主动到公社报名，作为社来社去的代培学员，他在四川师范学院读了几年大学，1979年毕业后由国家分配，按照社来社去的原则，被重新分配回到洪雅，在罗坝公社中学担任语文老师。一直到退休。

　　大概李德全现在也许回到成都养老了。鉴于这二十来年。成都市区变化很大，很多街道随着城市建设的拆迁改造。原有的居民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我是再也无法知道他的消息了。

　　记得是我回到生产队里的那几天里，曾经抽时间到罗坝中学去看望他，在他家里没有说上几句话，她的妻子可能感觉得：我们当年都是作为知青，同年下放到罗坝公社来的，早在几十年前，我们都离开这里，现在能到这里来，也算是故地重游。而她的丈夫李德全，也是我们一批的成都知青，却被一直留在这里，脸面上感到有些抹不开。设法借故把李德全支出去做其它事。我和李德全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见到此状，只得起身，与他告辞离开。从那儿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当年的兔儿团长，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叫王玉芳的。那年和我一起，同一天，乘坐同一辆车，下放到一个公社。大概在全县范围内，只有她们大队，才有点灯。其他的社队，都是用的煤油灯。真太令人羡慕了。71年元月底，当我调离生产队的时候，她还在共和一队的生产队里当知青。几年以后，随着大量的知青调动。她也回城了。至于是那一年离开生产队的。大概也没有准确的消息了。

　　在生产队里的这几天里，我亲眼看到了第二故乡，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向新的阶段迅速发展着。我一到这里，就已经留意到，这里实行了封山育林，所有的石板路在几年以前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逐步被拆除了。原来用来做铺路的青石板，绝大多数都被当地人撬回家去垒猪圈了，我心中几十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那条弯弯曲曲石板路，再也找不到了。

　　在我的记忆中，第二故乡的这条灰白发青的石板路，始终伴随着崇山峻岭蜿蜒起伏的山势，不断向前延伸着。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何艰难险阻，也不管环境是如何艰难困苦、充满着什么样的暴风骤雨，也不管道路弯曲的幅度有多大，山势起伏有多高，天气变化何等恶劣，它总是一无反顾地向前延伸着，随着连绵不断的地势变化，顽强地改变着形态。

　　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最终依然是按照人们的意愿，和顽强地抵御着自然界狂风暴雨的猛烈袭击，无数岁月的日晒雨淋，伴随着时光的无限推移，这些弯曲小路上的青石板，数百上千年以来，自始至终永远坚守自己的岗位，永不退缩。

　　这些纵横交错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数百上千年以来，一直为我的第二家乡父老乡亲们的生息繁衍和经济发展，默默无闻地贡献着自己的全部生命，以它所具备的全部实际作用，体现着石板路的整个价值和使用价值。

　　作为能够维系第二故乡交通，这些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现在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们的确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了。但是作为构成这条石板路的普通材料---青石板，不是都又被第二故乡的人们拿去垒猪圈了吗？它不是依然还在为第二家乡的的父老乡亲们，默默地贡献自己的一切。

　　现在很多市政园林工程，采用大量的青石板做地面装饰，青石板已由单一地铺在山间泥土路上的铺垫材料，逐步地进入了室内外的墙地面装修范围，成为进得了厅堂的极好建筑装饰材料。我相信，第二故乡的青石板，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加广泛的利用价值。为家乡的人民造福。

　　我的一生，也正是由于有过在第二故乡下乡两年多来，艰苦劳动和生活锻炼的难忘经历，在这条灰白发青的石板路上，伴随着我两年来的难忘经历，这一切亲身体验给我今后的人生履历，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论遇上了什么样艰难困苦与曲折，也都是无所谓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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